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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夏、殷、周之历世数十，而秦二世而亡，何则？三代之君与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忧；秦王独制其民，故倾危而莫救。
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
先王知独治之不能久也，故与人共治之；知独守之不能固也，故与人共守之。
曹冏是完全把分封制的实行视为“先王”
的预见，而秦的“二世而亡”
正是违背了先王的制度。
这种认识的迂阔，同汉初晁错、贾谊等人的见解比起来，如天壤之别。
此外，曹冏是这样分析汉代的存亡的，他说：
汉鉴秦之失，封植子弟。
及诸吕擅权，图危刘氏，而天下所以不能倾动，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诸侯强大，盘（磐）石胶固：东牟朱虚，授命于内；齐代吴楚，作卫于外故也。
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则天下已传，非刘氏有也。
然高祖封建，地过古制，大者跨州兼域，小者连城数十，上下无别，权侔京室，故有吴楚七国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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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冏一方面认为“诸侯强大”
是汉之所以不亡的原因；另一方面他又认为“高祖封建，地过古制”
是吴楚七国之患的根源，至于这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难以调和的矛盾，曹冏则未予深论。
他试图引用贾谊的话来证明自己论点的正确，而贾谊所论恰恰是不赞成“诸侯强大”
而要削弱诸侯的势力的。
在曹冏之后，有西晋陆机的《辩亡论》两篇，写出了三国孙吴政权兴亡的历史。
作者作为吴国的遗民和名将陆逊的后人，对吴国之亡深致惋惜之情，但他也指出了：
吴之兴也，参而由焉，孙卿所谓“合其参”
者也；及其亡也，恃险而已，又孙卿所谓“舍其参”
者也。
夫四州之萌，非无众也；大江之南，非乏俊也；山川之险，易守也；劲利之器，易用也；先王之策，易循也。
功不兴而祸遘者，何哉？所以用之者失也。
这里说的“合其参”
、“舍其参”
，是指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因素对于政治兴亡的关系。
陆机满怀深情地回顾了孙权时期吴国的强盛，他甚至带有几分偏见地估量三国的形势，认为：“昔三方之王也，魏人据中夏，汉氏有岷益，吴制荆扬而奄交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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