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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曾批评一种史学现象：“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
，致使史书出现“诬矫”
、不实。
《史通·采撰》篇进而指出：“史文有阙，其来尚矣”
，只有“博雅君子”
才能“补其遗逸”
，故应慎于对待“史文有阙”
的问题。
同时又指出：自古以来，“征求异说，采摭群言，然后能成一家，传诸不朽”
，是优秀史家必经之途。
左丘明“博”
而“洽闻”
，司马迁、班固“雅”
能“取信”
，正是他们采撰的成功之处，这里，包含着刘知幾对于采撰的辩证认识。
刘知幾认为，自魏晋南北朝以来，史籍繁复，文献渐多，好处是“寸有所长，实广见闻”
；流弊是“苟出异端，虚益新事”
。
他举出嵇康《高士传》“好聚七国寓言”
、皇甫谧《帝王纪》（即《帝王世纪》）“多采《六经》图谶”
，又列举实例批评范晔《后汉书》“朱紫不别”
、沈约《宋书》“好诬先代”
、魏收《魏书》“党附北朝，尤苦南国”
、唐修《晋书》以“诙谐小辩”
与“神鬼怪物”
入史。
这是从一些具体问题上指出了采撰中的流弊。
他进而概括采撰失误的三个方面原因。
其一是“郡国之记，谱谍之书，务欲矜其州里，夸其氏族”
。
这是狭隘的地方观念和门阀观念的反映，史家未能“明其真伪”
而“定为实录”
。
其二是轻信“讹言”
与“传闻”
，以致事同说异，“是非无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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