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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通典》——第一部宏伟的典章制度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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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杜佑的政治生涯和《通典》的史学价值
刘知幾在《史通·二体》篇中说：“班（固）、荀（悦）二体，角力争先，欲废其一，固亦难矣。
后来作者，不出二途。”
[65]这话，在他当时对于总结以往史书编纂来说，大致是不错的；若是用于对史书编纂的前瞻，则并不妥帖。
中唐时期，杜佑所著《通典》的问世，便改变了古代历史编撰的格局，从而突破了刘知幾的理论概括，成为史学发展的又一个重大转折。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于名门。
唐谚云：“城南韦杜，去天尺五。”
杜佑之孙杜牧诗云：“大明帝宫阙，杜曲我池塘。”
[66]这都说明杜佑家族地位的显赫。
杜佑不足20岁，以“荫补”
入仕，至78岁致仕，近60年宦途，历玄、肃、代、德、顺、宪六朝。
其间，他以任淮南节度使的时间最长，首尾14年；以生命的最后10年历任三朝宰相的职位最高。
杜佑从大历元年（766）开始撰写《通典》，至贞元十七年（801）成书，历时36年，成此巨制。
唐宪宗在批准其请求致仕的诏书中称他：“岩廊上才，邦国茂器，蕴经通之识，履温厚之姿，宽裕本乎性情，谋猷彰乎事业。
博闻强学，知历代沿革之宜；为政惠人，审群黎利病之要。”
[67]这是对他的器局、政绩、人品、学识都做了评价。
杜佑是通晓史学的政治家，又是精于政治的史学家，他同时在这两个领域里都获得有重大历史影响的成就，在中华文明史上是罕见的。
《通典》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这种双重价值。
《通典》200卷，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九门。
每门之下分若干子目，子目之下更有细目。
全书条分缕析，结构严谨，浑然一体。
《通典》以历代典章制度的历史演变、得失兴革为撰述的中心，兼记与此有关的言论。
其记事上起黄帝，下迄唐玄宗天宝末年，个别地方延至德宗贞元年间，距成书上奏只相隔数年。
其所据文献，主要是《五经》、群史以及历代士人的文集、撰述、论议。
《通典》创造了综合性的典制体通史形式，奠定了独立的制度史撰述的基础，扩大了历史研究和撰述的领域。
《通典》在内容和体裁上最显著的特点，是以制度分门立目，“每事以类相从，举其始终，历代沿革废置及当时群士论议得失，靡不条载，附之于事”
[68]。
在《通典》以前，重要的史书体裁有编年体和纪传体。
编年体史书按年、月、日记事，以时间为脉络。
纪传体史书实为纪、传、志、表的综合，而以替大量的历史人物立传为主体。
《通典》创立了以典章制度为中心，分门立目、以类相从、叙其始终的典制体。
这是在编年体、纪传体之后发展起来的又一种重要的史书体裁。
在杜佑开始撰《通典》之前20多年，刘知幾之子刘秩于开元末年“采经史百家之言，取《周礼》六官所职，撰分门书35卷，号曰《政典》”
[69]。
这书在“分门”
上，对《通典》撰述有一定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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