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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孟子说过“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17]的话，但这并不意味着史书只是用来惩劝“小人”
而与“君子”
无关。
晋国的韩宣子曾到鲁国“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
[18]。
孔子本人也读史书，所以他说“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19]。
至于《春秋》，绝不只是给“乱臣贼子”
读的，正如司马迁所说，“为人君父”
、“为人臣子”
者，都“不可以不知《春秋》”
、不可以“不通于《春秋》之义”
[20]。
从司马迁父子作史的旨趣来看，他们的境界之高、视野之广，与苏洵所论确有天壤之别。
尽管如此，苏洵提出了史家之忧的问题还是有意义的；倘若考虑到他所处的时代及其所关注的时势，对他的上述见解或许就不会过于苛责了。
苏洵在《远虑》一文中论君臣关系和“社稷之忧”
，从另一个方面透露出了他的忧患之心。
他写道：
近世之君抗然于上，而使宰相眇然于下，上下不接，而其志不通矣。
臣视君如天之辽然而不可亲，而君亦如天之视人，泊然无爱之之心也。
是以社稷之忧，彼不以为忧；社稷之喜，彼不以为喜。
君忧不辱，君辱不死。
一人誉之则用之，一人毁之则舍之。
宰相避嫌畏讥且不暇，何暇尽心以忧社稷？数迁数易，视相府如传舍。
百官泛泛于下，而天子茕茕于上。
一旦有猝然之忧，吾未见其不颠沛而殒越也。
[21]
显然，这种君臣关系和用人原则，令人堪忧，而且的确是属于“社稷之忧”
的范围。
苏洵还强调指出，从历史上看，君主只有任用“腹心之臣”
，才可应天下“不测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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