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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前史诸志不曾专门论述的，是郑樵的新贡献。
总的来看，《二十略》有继承、发展前人的部分，也有作者首创的部分；在总的格局上，其创造性方面居于主导地位。
它在史学上的价值可以概括为：
第一，它继《隋书》志和《通典》之后，进一步扩大了史学对于典章制度的研究和撰述范围。
作者在综合、损益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突破了主要是记述政治方面典章制度的藩篱，开拓了有关社会、文化、自然等方面的撰述途径。
这一方面开阔了人们的历史视野，一方面也为发展新的专史研究和撰述提供了思想资料与文献资料。
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史学发展来看，郑樵说《二十略》是“总天下之大学术”
，并非夸张之词。
第二，在天人之际问题上，贯穿了作者的无神论思想。
作者撰《天文略》，是要说明“民事必本于时，时序必本于天”
，他要把以往关于“天”
的那些“惑人的妖妄，速人于罪累”
的说法清除出这个领域。
他批评董仲舒的阴阳之学是“牵合附会”
，慨叹“历世史官自愚其心目，俯首以受笼罩而欺天下”
[49]。
郑樵认为：“国不可以灾祥论兴衰”
，“家不可以变怪论休咎”
。
他撰《灾祥略》，“专以纪实迹，削去五行相应之说，所以绝其妖”
[50]。
这都反映出作者的无神论战斗精神。
第三，倡言实学。
《昆虫草木略》序云：“学者皆操穷理尽性之说，而以虚无为宗，至于实学，则置而不问。
孔子之时，已有此患。
故曰：‘小子何莫学夫《诗》！
《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其曰‘小子’者，无所识之辞也。
其曰‘何莫’者，苦口之辞也。”
[51]他把“实学”
与“无识”
的区别，提到了历史的高度来认识，实则是针对当时一味“穷理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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