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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意”
、“情”
之上:前者是内涵,后者是实践效果。
曾巩提出的这些概念,一是在理论上更加丰富了对史学的认识,二是在史学与社会的关系上更加强调“适天下之用”
。
这是曾巩在史学批评上的贡献。
但是,曾巩有一个突出的弱点即缺乏通变的意识,他看不到史学的发展,反而认为自两汉以来的史学是在逐渐退步。
他这样写道:
两汉以来,为史者去之远矣。
司马迁从五帝三王既没数千载之后,秦火之余,因散绝残脱之经,以及传记百家之说,区区掇拾,以集著其善恶之迹、兴废之端,又创己意,以为本纪、世家、八书、列传之文,斯亦可谓奇矣。
然而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亦岂少哉?是岂可不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乎!
夫自三代以后,为史者如迁之文,亦不可不谓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也,然顾以谓明不足以周万事之理,道不足以适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难知之意,文不足以发难显之情者,何哉?盖圣贤之高致,迁固有不能纯达其情,而见之于后者矣,故不得而与之也。
迁之得失如此,况其他邪?至于宋、齐、梁、陈、后魏、后周之书,盖无以议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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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曾巩也肯定司马迁是“隽伟拔出之才、非常之士”
,但仍然认为他明、通、智、文四个方面并未达到“良史”
的标准。
其实,曾巩所说的“圣贤之高致”
的那种境界,在史学上是不曾有过的;他既然能够提出这样的思想,他就应当从“圣贤”
的笼罩下走出来,做一个脚踏实地的史家。
这是曾巩的史学批评同史学实践存在着不相协调的地方。
至于他批评司马迁“蔽害天下之圣法,是非颠倒而采摭谬乱者”
,只是重复了班彪、班固父子的一些说法和唐人萧颖士等的陈说而已,多不能成立。
洪迈的史学批评,见于《容斋随笔》者,上自“三传”
,下至《资治通鉴》,均有论列,广泛而零散,但其见解却十分了然:一是指出前人所撰史书存在的疏误;二是以比较的方法揭示前人所撰史书的各自特点或长短得失;三是对前人所撰史书在表述上的审美判断。
现依次略述如下。
关于指出疏误。
洪迈根据《史记》的《殷本纪》与《周本纪》考察,认为在世次、年数上皆有不确处,他指出:
《史记》所纪帝王世次,最为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论之,二人皆帝喾子,同仕于唐、虞。
契之后为商,自契至成汤凡十三世,历五百余年。
稷之后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历千一百余年。
王季盖与汤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
则周之先十五世,须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数,则其所享寿皆当过百年乃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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