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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史学思潮及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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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史学”
思潮
史学思潮是史学发展过程中在思想领域最活跃的表现，它最能反映史学发展的方向和趋势。
近百年来的中国史学，前四五十年思潮迭起，或接踵而兴，或齐流并进，推动着史学的发展；后五六十年则思潮时隐时现，似无却有，影响着史学的发展。
[11]
概括说来，前四五十年的中国史学有三大思潮：“新史学”
思潮、新历史考证学思潮、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潮。
“新史学”
思潮发端于20世纪初，在20世纪初的前三四十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金毓黻在40年代就指出：“倡言新史学之建设，始于梁启超，而何炳松尤屡言之而不厌。”
[12]这确是指出了“新史学”
思潮的主要趋势。
1901年和1902年，梁启超先后在《清议报》、《新民丛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二文，倡言“史界革命”
，是为“新史学”
思潮的滥觞。
梁启超“新史学”
的主要论点是：提出“史学之界说”
，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强调历史哲学的重要，认为“历史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出焉”
；重视史学的社会作用，认为史学家的责任是“求得前此进化之公理公例，而使后人循其理、率其例以增幸福于无疆也”
。
此外，则关注“史学与他学之关系”
，论述了作为近代学科的史学同诸多学科的关联。
总的来看，这是以西方进化论为指导，对史学的范围、对象、作用做的新解释。
与此相关的，是对“旧史”
的批判，认为“中国之旧史”
有“四蔽”
、“二病”
，故史学必须变革[13]。
梁启超的“新史学”
主张，在“新”
的见解上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认识，在对“旧史”
的批判上一则有振聋发聩的积极作用，一则又有过多否定的消极影响；他对于“新史之编纂”
提出了一些设想，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是有不少启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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