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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每逢被邀打牌，唐绍仪都是高兴而来，满载而归。
这一次也不例外，赌场得意的唐绍仪第二天即面见袁世凯。
“慰帅，强行收复细棉土厂可能会引起外交纠纷。
只要我们不收回该厂，英方可以每年给北洋财政提供一大笔钱，您看能不能再考虑一下？”
“少川（唐绍仪，字少川）哪，张燕谋（张翼，字燕谋）误国的事可是前车之鉴，我们这回可不能重蹈覆辙呀！
厂子再小，也事关国家主权，收回该厂，已成定局，今后就不要再提了。”
临了，袁世凯提醒唐绍仪以后少打牌，这让唐当时很下不来台。
但这个人媚洋的秉性始终未改，多年后因投靠日本人而被军统暗杀。
1906年8月，经过一再交涉和斗争后，唐山细棉土厂终于回到了中国人手中。
周学熙带着工人在厂门口大放鞭炮，庆祝这一胜利。
细棉土厂收回后，为了迅速恢复生产，周学熙又奏准袁世凯，从直隶官银号和淮军银钱所各借支50万银元作为长期低息贷款，用于购置生产水泥的国外先进窑磨设备。
1907年7月，袁世凯告诉周学熙，他可能很快要内调外务部尚书。
为避免因官场变化而发生的产权风险，周学熙立即向社会招收商股100万银元，将官银号原定10年的优厚借款悉数还清。
自此，唐山细棉土厂与官款再无任何关系，成为完全商办的股份有限公司。
这年9月，唐山细棉土厂更名为启新洋灰股份有限公司。
袁世凯与周学熙家族都是启新的大股东，其余股东也多为朝廷大员，可谓“顶戴花翎，比比皆是”
。
他们身居要职，拥有很大的权力，为启新取得了很多便利和特权。
比如，周学熙控制的滦州矿务公司售给启新的煤，价钱只有市场价格的十分之七；北洋把控招商局后，启新海运费用一律从优；至于政府工程，那更是接了又接，像京张、京汉等铁路建筑使用的水泥，政府更是指定使用启新产的马牌洋灰等。
从创业的角度看，启新洋灰公司是周学熙的第一桶金；对于未来的周氏企业集团来说，启新则是一个范本。
启新的这种模式此后被周学熙和他的子侄们多次复制：政府投资，官僚庇护，私人得利。
即：首先用公款并购，然后靠特权经营，盈利后以商代官，最后成功私有化。
这条路数看上去非常眼熟，因为它至今依然是不少人白手起家的捷径。
启新成立不久，日本商人为了争夺中国水泥市场，与其展开了一场殊死的价格大战。
日本水泥产量高，质量好，日本又离中国近。
为了挤垮启新公司，日商孤注一掷，拼命压低价格，以每袋亏损2.47两白银的代价进行倾销。
周学熙及时采取了应付措施，将每桶水泥由2.25两白银降到1.55两白银，袋装水泥由1两白银降到0.7两白银。
这种自杀式的倾销，最终拖垮了日商。
之后，启新公司垄断中国水泥市场达14年之久，市场占有率在92%以上。
清末民初，类似的中国民族工业与外资的经济战争几乎无日不在发生。
从盛宣怀的招商局轮运、卢作孚的民生轮船、张謇的大生、荣氏兄弟的纱厂，到范旭东的重化工业、严裕棠的机器制造，再到陈光甫的上海银行、马应彪的先施百货，几乎没有一个行业不发生类似的商战。
这种斗志斗智斗势的综合性较量，虽然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民族产业的发展，但也让一大批中国企业及商人在商战中得到磨砺并快速成长起来，因此，也不是一点进步意义都没有。
入阁
有人评论说，袁世凯一生有三怕：一怕枪杆子拿不稳，二怕日本人打进来，三怕经济跟不上。
在清朝，像袁世凯这样无科名的汉人能登上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样的高位，仅此一例。
袁世凯的权力是依赖手中的军队和对高官显贵的贿赂建立起来的。
袁世凯的军事基础是北洋六镇，北洋六镇不仅军费充足，官兵军饷高于其他军队，而且配备最好，枪炮弹药都是外国最新式的。
袁世凯治军是典型的家长制，各级军官都是自己的亲信，各营队都供着袁世凯的长生牌位。
每天早晨出操集合时，官兵们都有一番例行问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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