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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重庆，刘鸿生一边安置工人，一边翘首以待缅甸的机器尽快到来。
可在缅甸这边，上海运来的机器却一直滞留着没法运。
本来可由海道转运越南海防，不料海防也陷落了，只好通过滇缅公路辗转运输了。
刘念智通过蒋介石侍从室，弄来了几张“予以紧急启运”
的委员长手谕，但军统局控制的西南运输公司，各级机构都忙着走私，发国难财，别说“手谕”
，天王老子也没用。
俞飞鹏是蒋介石的表兄，当年刘鸿生奉命整饬招商局时，俞飞鹏曾三次写信给刘鸿生，要刘鸿生手下留情，至少不要解雇他那正任轮船买办的小舅子。
只是他这位小舅子劣迹太过显著，不动确实没法交代，刘鸿生便一再婉言回绝，最后回复俞飞鹏说：“事关全局，奈难从命，幸请见谅。”
这让俞飞鹏非常恼火，觉得丢了面子，一直怀恨在心。
这一次，刘鸿生有求于他，他当然不会放过报仇的机会。
无论如何交涉，西南运输公司就是置之不理，一等再等，结果于1943年4月等来了日军占领腊戍。
刘氏车队夹在中国远征军大溃退的洪流中，很快就走散了，同行7人中，1人死，3人失踪。
刘念智走野人山原始森林，九死一生，方回到重庆。
对此，刘鸿生痛心疾首，他说：“小人，无视国难!俞飞鹏是报我招商局一箭之仇呀!”
后来，上海500吨旧机器终于运来了，另外的机件也拼凑起来。
但要正式开工，必须有一大笔启动资金。
这时候，几经战乱，刘氏家业确实已拿不出钱了。
刘鸿生想到了蒋介石“要钱给钱”
的诺言，马上叫四儿子出面奔走。
刘念智一连数日奔走在财政部、经济部、工矿调整处、兵工署、四联总处以及重庆各家银行……当时通货膨胀，物价飞涨，银行几乎不敢发放长期贷款。
最后，刘鸿生只好自己亲自出面，跑到曾家岩孔公馆，谒见财政部长孔祥熙数次，资金才算有了一个眉目。
孔部长的方案是：中毛、中火扩股成政府的特种股份公司，由政府投资，均由宋子良任董事长，并由国货银行（宋、孔合办）任总稽核；刘鸿生出任此二公司总经理，另派孔宋的亲信担任副总经理兼厂长；刘鸿生须筹组并出任官方火柴烟草专卖局局长，订出实施条例，每年创收几千万元。
看着这些要件，刘鸿生气得双眼翻白，仰天长叹：“蒋介石要赔偿我1000万元，原来是这么回事呀!我这个昔日上海的大老板，如今倒成了他们的小伙计啦!”
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
事已至此，半途而废也不是办法，那些投奔他的工人还要吃饭，挣扎了一阵子后，刘鸿生只能接受现实，继续奔走大西南和大西北，努力办厂。
在抗战胜利前两年内，刘鸿生先后在兰州办了西北洗毛厂、西北毛纺织厂，在贵州办了氯酸钾分厂，在昆明、海口办了磷厂，在贵阳、桂林、重庆办了三家火柴厂（合股），在广西办了化工厂。
这些工厂垄断了大后方市场，获利甚丰，但官股占五分之四，刘鸿生只是小伙计，利润大多进了四大家族的腰包。
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之前，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是千姿百态的，但是在后来的20年间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道路，却非常艰难曲折。
中日战争的爆发，中断了中国民族资本的正常发展。
战争中的惨痛损失，战后官僚资本的巧取豪夺，让当时的许多民营企业生存艰难。
1949年以后对留守内地的工商业资本家的改造，则基本上消灭了资产阶级。
刘鸿生和刘氏企业是一个见证：见证了旧中国民族工业的黄昏；见证了一个灰暗时代的结束；见证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并在这个新的时代里彻底消失。
从辍学开始，刘鸿生的理想就是成为一位上海大亨。
这个理想也确实实现了，虽然他没有读过太多的书，但在民族大节上，他比许多人做得更坚决，并因此几乎损失了前半生全部的奋斗成果。
在大后方，他依然千方百计办实业，那种认为他没有实业报国理想的说法是很偏颇的。
刘鸿生一生笃信基督教，这种人生选择和他的教会学校背景有关。
实际上，在刘鸿生生活的那个年代，企业家们普遍都有宗教信仰：基督教、佛教、天主教。
哈同是犹太教徒，刘歆生是基督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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