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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陈光甫定居台湾。
归去
定居台湾时，陈光甫已年逾八十。
此时，上海银行各项业务已经步入正轨，不再需要他亲自走在一线，因此，这位忙碌一生的老人终于有了更多闲暇来享受自己的私人生活。
鉴于台湾岛内当时错综复杂的政局，这位一生谨慎的老人更加低调。
除了与一些长期交往的好友有所来往外，更多的时间是在女儿、女婿的陪同下，寄情山水。
除外，他也开始整理自己的日记。
作为著名的银行家，陈光甫一生接触的风云人物不知凡几，经历的风浪也难以计数。
往事如烟，很多事情都淡忘了，唯有日记记录下他当时的心情与感受。
在长达几十年的日记中，1949年2月1日那篇非常重要。
这一天，陈光甫谈到了何谓企业家精神，其实这也是他自己的切身体会：“往昔私人企业之动机与目的，不外牟利与个人享受，而衡量一事业之成败，亦以其获利能力为主，其他不与焉。
……开明之私人资本家近年已有所觉悟与转变，而其最主要者即为标榜服务社会。
换言之，即私人企业之目的已不仅为盈利，而兼有其理想。
简化所称之理想，不外为增加对社会之便利，提高人民之生产能力，与乎惠及一般就业水准。”
他认为这是西方开明资本家努力的方向，相比之下——“我国私人企业迄未能有此境地。
由于政治之不清明，社会之封建，与乎民众知识之落伍，私人企业从始即无西方之基础，多数私人企业除牟利与享受之想望，更无所谓‘理想’。
其间虽有少数开明人物抱有远大之胸襟，但往往不能不与社会妥协，环境与局势使其‘理想’受折磨与阻挫，即便有所表现，亦属非其本来面目。”
他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生存问题，私人企业的首要目标是生存；二是局势不定，在大局不定的情况下，如何可以展布远大的理想；三是人员的变质，或投机取巧，或利用职权发财，正直者先灭亡的反淘汰现象。”
他强调：“世界大势以及中国历史均证明，盲目牟利之机构将无永存之地步，必须将‘理想’因素纳入私人企业中，方可存在。”
理想就是“以所能换所需”
，“即尽一份力量，得一份报酬，而不取不应得之利益”
。
岁月不饶人。
很多老朋友都先陈光甫而去，孤岛上隐居的老人更觉孤单。
1976年7月，96岁的陈光甫躺在床榻上，往日那双闪着睿智光芒的眼睛有些暗淡了。
他望着天花板，想起阳明山上的樱花、梅花、杜鹃花、山茶花，那里瀑布轰鸣，花红草绿。
恍惚中，四下里是一片五色缤纷的光辉，沐照着他，覆盖着他。
他不自觉地想起往昔的创业岁月，还有汉口的海关，上海的外滩，镇江的口岸……他仿佛看见了望子成龙的父亲，拖着病体迎候在上海码头；望眼欲穿的娇妻，凄风冷雨中独立长江岸边；亲如手足的张嘉璈、李铭、钱新之，风雨同舟的张骞、范旭东、卢作孚、荣氏兄弟，还有博士大使胡适、艺术家程砚秋……他们都或哭或笑着向他走来……
古人曰：仁义礼智信。
陈光甫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这五个字。
台湾著名作家高阳在《陈光甫外传·序》中这样写道：“我的传主陈光甫先生，恰好生于光绪七年。
在个人的感觉中，实在是一个意义与趣味两俱深长的巧合。
这一年的人，颇多杰出之士。
但对国家社会贡献之大，个人成就之多，无疑应推‘光甫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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