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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人严复，标信、达、雅三义，可谓知言。
然兼之实难。
语其体要，则唯先信然后求达，先达然后求雅。
佛译初兴，口笔分途，口授者已非娴汉言，笔受者更罕明梵旨。
则唯影响掇拾，加以藻缋，冀悦俗流。
其后研究日进，学者始深以为病。
僧叡之论旧译《维摩》谓：“（见什师后）始悟前译之伤本，谬文之乖趣。”
（《祐录》引《毗摩罗诘提经义疏序》）支敏度亦云：“或其文梵越，其趣亦乖；或文义混杂，在疑似之间。”
（《祐录》引《合维摩诘经自序》）罗什览《大品般若》旧译，谓：“多纰缪失旨，不与梵本相应。”
（《高僧传》本传）随举数例，他可推矣。
故至道安、罗什时，翻译文体之讨论，成为一重要问题。
道安，极能文之人也。
其文传于今者尚数十篇，华藻皆彬彬焉。
乃其论译事，务主质朴。
质而言之，则安殆主张直译之人也。
其品骘前人，谓：“支谶弃文存质，深得经意。”
（《高僧传·支谶传》）谓：“叉罗、支越，斫凿甚巧。
巧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
（《祐录》卷八引）其泛论文体也，曰：“昔来出经者，多嫌梵言方质，改适今俗。
此政所不取。
何者？传梵为秦，以不闲方言，求知辞趣耳，何嫌文质？……经之巧质，有自来矣。
唯传事不尽，乃译人之咎耳。”
（《鞟婆沙序》）又曰：“将来学者审欲求先圣雅言者，宜详览焉。
诸出为秦言便约不烦者，皆蒲萄酒之被水者也。”
（《比丘大戒序》）又云：“若夫以《诗》为烦重，以《尚书》为质朴，而删令合今，则马、郑所深恨也。”
（《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以上俱《祐录》引）其最有名者为“五失本三不易”
之论。
五失本者：一谓句法倒装，二谓好用文言，三谓删去反复咏叹之语，四谓删去一段落中解释之语，五谓删后段覆牒前段之语。
三不易者：一谓既须求真，又须喻俗；二谓佛智悬隔，契会实难；三谓去古久远，无从博证（原文具见《续高僧传》卷二《彦琮传》中。
以其文太繁且亦伤华难读，故撮举其大意如此）。
凡兹陈义，可谓博深切明。
盖东晋南北朝文体，正所谓“八代之衰”
，靡藻**声，令人欲哕。
以此译书何能达旨？安公口匡救，良非得已。
故其所监译之书，自谓：“案本而传，不令有损言游字，时改倒句，余尽实录。”
（《鞟婆沙序》）究其旨趣，殆归直译矣。
翻译文体之创设，安公最有功焉。
罗什持论，与安稍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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