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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裴潾《太和通选》作焉。
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或正编年之的，或以典故为纪纲，或以词章存文献，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
[11]
这里看得十分清楚：通史撰述出现这种“极盛”
的局面，正是在继承前人的成果上并且有所创新，才能取得的。
毋庸置疑，中国史学在经历了近代化趋势和科学化道路之后，批判继承古代史学的优秀遗产仍然是十分必要的，这是中国史学发展之连续性的体现，也是中国史学发展之民族化的要求。
这就是说，在思想资料、表现形式、概念范畴等方面，以往史学的历程，正是未来史学的基石。
这就是过去的中国史学对于今日的中国史学之价值所在。
以上这些话，或许可以说明中国史学对于世界文明和中国文明的意义，对于当代社会和当代史学的价值。
[1]［法］伏尔泰：《风俗论》上册，梁守锵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73～75页。
[2]［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第161页。
[3]以上引文均见［英］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导论》，袁翰青等译，北京：科学出版社，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74、75、77页。
[4]参见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第一卷《导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56～358页。
[5]《周易》卷八《系辞下》，十三经注疏本，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89页。
[6]刘知幾：《史通》卷十一《史官建制》，浦起龙通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281页。
[7]龚自珍：《龚定庵全集类编》卷五“尊史”
，夏田蓝编，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1991年，第93页。
[8]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6页。
[9]班固：《汉书》卷六十二《司马迁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735页。
[10]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一《书教下》，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48页。
[11]章学诚：《文史通义》卷四《释通》，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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