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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认为：“唐代是笔记的成熟期，一方面使小说故事类的笔记增加了文学成分，一方面使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增加了事实成分，另一方面又使考据辨证类的笔记走上了独立发展的路途。
这三种笔记的类型，从此就大致稳定下来了。”
[105]从历史琐闻类笔记来看，它们的作者都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备史官之阙”
的意识，从而使它们提高了在史学上的价值。
在唐代的笔记发展中，晚唐实是一个重要的阶段，可以认为是笔记勃兴的阶段。
例如，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十篇《唐之传奇集及杂俎》中列举的十余种书，基本上都是晚唐人作品；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论唐代的笔记，其所举“小说故事类”
诸例与“历史琐闻类”
诸例，半数以上亦系出于晚唐人之手。
晚唐的历史琐闻笔记，因其作者的身份、见解、兴趣、视野的不同而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价值。
但这些书说人物，论事件，讲制度，旁及学术文化、生产技艺、社会风情等，都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出历史的面貌。
在现存的晚唐历史琐闻笔记中，李肇的《国史补》（3卷，亦称《唐国史补》）、韦绚的《刘宾客嘉话录》（1卷）、李德裕的《次柳氏旧闻》（1卷）、郑处诲的《明皇杂录》（2卷）、赵璘的《因话录》（6卷）、李绰的《尚书故实》（1卷）、张固的《幽闲鼓吹》（1卷）、范摅的《云溪友议》（3卷，一作12卷）、郑綮的《开天传信记》（1卷）等，历来为人们所重视。
从史学的观点看，它们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都记本朝史事，而以中唐以下史事为主。
如影响较大的《国史补》、《因话录》，前者记玄宗开元至穆宗长庆年间事，后者记玄宗至宣宗朝史事。
第二，这些书的作者不少都具有为正史拾遗补阙的意识，从而增强了历史琐闻笔记的严肃性。
《国史补》作者李肇在本书序中解释他的书名和撰述旨趣说：
这篇序文，可以看作是历史琐闻类的笔记在撰述思想上真正走向成熟的标志。
这如李德裕强调“以备史官之阙”
[106]，郑綮说“搜求遗逸，传于必信”
[107]一样，还有僖宗时进士林恩撰《补国史》（10卷）意在“补”
国史[108]，赵璘的《因话录》用“因话”
二字名书也是表明其所“录”
是有根据的，都反映了作者的自觉的史学意识。
这种意识的增强，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历史琐闻笔记的发展，进而确定了它们在中国古代史学上的重要位置。
第三，这些书大多涉及中晚唐的政治统治、社会变故，它们在客观上不是在为唐皇朝的兴盛唱赞歌，而是在为它的衰落唱挽歌。
例如，《国史补》中的《汴州佛流汗》、《韦太尉设教》、《王锷散财货》、《御史扰同州》等条，写出了中唐时期文武官吏的贪赃枉法、贿赂公行的丑恶行径；而《京师尚牡丹》、《叙风俗所侈》等条，则勾画出德宗朝以下贵族生活的奢靡和腐败。
此外，如关于藩镇跋扈、宦官专权、官僚队伍膨胀的记载，都是从比较深刻的意义上揭示了这个时期的社会问题和历史特点。
玄宗开元、天宝之际，实为唐代历史的转折时期，其中盛衰得失，引起后人的许多回味和反思。
《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多触及这方面的内容。
尤其是《开天传信记》虽只写了开、天时期32件史事，但却把玄宗开元年间的励精图治、盛世景象，天宝年间的奢靡享乐、政事腐败，以及玄宗在安史乱后做了“太上皇”
的忧思惆怅和政治上的失落感都反映出来了。
从这三个特点来看，晚唐的历史琐闻笔记确为当时史学发展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就其数量来说，上面所举的不过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新唐书·艺文志》所著录的和不曾著录的，数量比这要多得多，可惜大多亡佚。
这些笔记在历史文献上的价值，后来因司马光撰《资治通鉴》时曾广泛采用而得到相当发挥。
高似孙《史略》卷四《通鉴参据书》条，曾列举多种。
胡三省说：“盖唐中世之后，家有私史。
……《考异》30卷，辩订唐事者居太半焉，亦以唐私史之多也。”
[109]这里说的“私史”
，多是指的私家所撰历史琐闻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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