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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致说来，明代学人在使史学取得通俗形式方面所做的工作，主要是对前人历史撰述的节选、摘录、重编，由此产生出来的节本、选本、摘录本、类编本，以至蒙学读物，名目很多。
节选旧史，有通史、皇朝史、史论等多种形式。
马维铭的《史书纂略》220卷，取“二十一史”
纪、传，撮其大略，依通史体例汇成一书。
茅国缙的《晋史删》40卷、钱士升的《南宋书》60卷、王思义的《宋史纂要》20卷、张九韶的《元史节要》14卷等，是根据原史缩写而成的皇朝史。
项笃寿的《全史论赞》80卷，彭以明的《二十一史论赞辑要》、沈国元的《二十一史论赞》各36卷，都是节选历代正史史论汇辑而成，其中沈国元还加以圈点、评议。
这些书，一般很少创造性，大抵因旧史内容繁多欲求其简而作。
明人的史钞，既多且杂，大多没有太高的价值。
但有的史钞，却也能反映摘抄者的兴趣和目的。
茅坤的《史记钞》65卷，反映了抄者对于古文的兴趣和鉴赏。
杨以任的《读史四集》4卷，是摘录、编辑诸史中事迹之可快、可恨、有胆、有识者，编成四集。
这两部书，都是有摘抄者的评点与评语的。
还有一些摘抄是着眼于字句、辞藻的，如凌迪知的《左国腴词》、《太史华句》、《两汉隽言》等。
它们对史事的传播起不了太多的作用，而是从修辞、文章、文学等方面扩大了史书的社会影响。
在改编旧史的各种书中，邱浚的《世史正纲》32卷是比较突出的，此书起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迄明洪武元年（1368年），以著事变之所由，并随事附论，全书意在尊明正统。
唐顺之的《史纂左编》124卷，是按类书的形式改编旧史，全书分为君、相、名臣、谋臣等24门，意在取千古治乱兴衰之大者，着重著其所以然。
它所介绍的只是一些片断的历史知识，不过它的立意还是可取的。
明代史学的通俗形式，还有一些是属于蒙学、乡塾读本。
顾锡畴的《纲鉴正史约》36卷和梁梦龙的《史要编》10卷，是这类书中较有特色的。
前者编年纪事，大致反映出历代史事的梗概；后者包括正史、编年、杂史各3卷，史评1卷，意在使学习的人既学了历史知识，又粗知了史书的表现形式。
程登吉编的《幼学琼林》，是关于中国历史文化极通俗的读物，偶句押韵，朗朗上口，在明清两代有广泛的流传。
明代的历史教育在科举取士这个环节上赶不上前朝，更多受到重视的是“四书”
、“五经”
、《御制大诰》、《皇明祖训》，以致顾炎武有“史学废绝”
[23]的感叹。
但明皇朝对于贵戚、大臣、文武百官的“善恶以为鉴戒”
的历史教育却极为重视，故按一定主题编辑的、语言通俗的各种“录”
、“鉴”
甚多[24]。
这是明代历史教育的一个特点。
它的另一个特点是，同严肃的史学在科举考试中受到轻视的情形相反，通俗史学却在市井民众、乡塾蒙学那里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明代官修的史书，有流传至今的2909卷的历朝实录，统称《明实录》，是为记录明代历史最完备的第一手材料；有官修《元史》210卷，是为“二十四史”
之一。
私家撰述，有王世贞的《弇州四部稿》、《明野史汇》、《弇山堂别集》、《弇州史料》等，有李贽的《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有王圻的《续文献通考》、《稗史类编》、《三才图会》等，有焦竑的《国朝经籍志》、《国朝献征录》等，有谈迁的《国榷》。
王世贞、焦竑、谈迁的成就在于本朝史撰述，李贽的成就主要在历史评论及其批判精神，王圻的成就在于对典制体史书的继承和发展。
这些成就，显示了明后期私人撰史崛起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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