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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人物传记汇集内容丰富，有文献上的价值。
还有罗士琳的《续畴人传》、诸可宝的《畴人传三编》、黄钟骏的《畴人传四编》，它们跟阮元的《畴人传》都有科学史上的价值。
清代后期在历史文献学方面，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合校水经注》都是史注名作；汤球在史书辑佚上成果颇多。
此外，在方志、野史笔记方面的撰述也相当丰富。
倘若孤立地看，传统史学在清代后期的延续，成绩是可观的；如果全面考察这一时期史学发展的趋势，则不难看出传统史学确已是强弩之末了。
中国近代史学萌生于中国历史大变动之中，它的主要特点是：第一，传统的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注入了救亡图强的民族危机意识。
鸦片战争之后，魏源、夏燮、张穆、何秋涛、姚莹等，都写出了具有强烈时代感的历史著作。
以历代皇朝治乱盛衰、得失存亡为参照系的经世致用思想，逐步转向以世界历史为参照系的国家盛衰、民族存亡的经世致用思想。
第二，传统的历史变化观点注入了近代改良主义的社会思想，使之成为近代改良活动的历史理论上的根据。
王韬、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著作，都以倡言变法、改良为主旨。
戊戌变法失败后，邹容、陈天华、章太炎、孙中山等进而宣扬社会革命的历史理论，成为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
第三，传统史学中的朴素的历史进化观点注入了进化论思想，使中国史学在历史理论方面开始具有近代意义上的内涵和形式。
康有为的《论语注》、《大同书》等著作以“《公羊》三世说”
和近代进化论相结合，为其君主立宪的政治主义张目；严复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以及译述的《天演论》，宣传普遍进化理论，强调“物竞天择”
、“优胜劣败”
。
二十世纪初年，梁启超提倡“新史学”
，夏曾佑写出了《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是中国近代史学萌生在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理论形态和具体表述。
而章太炎倡言革命论，从而突破了康、严庸俗进化论的藩篱。
这些变化，影响到了人们历史观念、研究对象、研究方法上的变化。
总之，传统史学日衰，近代史学日盛，这是中国史学分化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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