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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史书写得丰赡而多彩。
博洽和严谨，是中国史家在利用历史文献中所表现出来的优良传统。
这在一些有重大成就的史学家身上，尤为突出。
举例说来，如司马迁著《史记》，撰通史，以黄帝为历史的开端，他是经过认真研究、反复思考的。
司马迁在《五帝本纪》后论中，陈述了他思考的轨迹。
首先，他认为“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
，有许多不可信之处，反映出了他的辨伪的意识。
其次，他认为“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
，反映出他对历史文献之流传散失、辑佚的认识。
再次，他考察了《春秋》、《国语》所记同《五帝德》、《帝系姓》的关系，从而证明“其所表见皆不虚”
，确定了他撰《五帝本纪》的决心。
最后，还可以看出司马迁对于历史文献的博览和善择的方法；而他通过社会调查所得来检验历史文献所记的真实性的方法，使后人不能不叹服他的高见卓行。
史学家对历史文献的运用，在抉择去取上越是严谨，其所著史书越是接近于信史。
《史记》被后人称赞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30]，就是这个道理。
在这方面，司马光也堪称史家的典范。
司马光撰《资治通鉴》，参考群书，博览异说，为阐明去取之由，于本书正文之外，另撰《资治通鉴考异》30卷，与正文并行。
从对于历史文献的利用来看，这是给后人留下一部怎样利用历史文献的教材。
历代学者对此多有佳评，认为《考异》的作用是“参考同异，俾归一途”
[31]，“参诸家异同，正其谬误，而归于一”
[32]。
这里所谓“俾归一途”
、“而归于一”
，是指经过比较和考核，于诸说之中辨别出一个正确的说法来；或某事为他史所采，而《资治通鉴》何以不采，《考异》则说明其所以然者。
如《资治通鉴》卷206记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年），武承嗣、武三思都争着想做太子，而武则天根据狄仁杰等人的建议，终于召回庐陵王李显，立为皇太子事。
关于此事，《考异》先后引用了《狄梁公传》、《谈宾录》、《御史台记》、《新唐书·狄仁杰传》、《朝野佥载》等书关于此事的记载，最后说：“今采众说之可信者存之。”
又如唐玄宗命姚崇为相事，《新唐书·姚崇传》记：“崇知帝大度，锐于治，乃先设事以坚帝意。”
于是写出了姚崇以十事相问，要玄宗表示是否可行。
而《资治通鉴》卷二百一十玄宗开元元年（713年）记玄宗拜姚崇为相，不载姚崇“设事以坚帝意”
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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