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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方法，并不排斥前人和时贤在历史研究方面所创造、所积累的正确方法。
在文献的处理、史料的考订上，以及在历史编纂方法和史事表述方法上，都是必须重视的。
郭沫若在1929年说过：“大抵在目前欲论中国的古学，欲清算中国的古代社会，我们是不能不以罗、王二家之业绩为其出发点了。”
[83]这是尊重罗、王的成果，也是肯定他们历史考据的方法。
1946年，翦伯赞发表《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一文，强调讲究方法与搜集史料的结合，认为：“要使历史学走上科学的阶梯，必须使史料与方法合而为一。
即用科学方法，进行史料之搜集、整理与批判；又用史料，进行对科学方法之衡量与考验。
使方法体化于史料之内，史料融解于方法之中。”
本文阐述了“史料探源与目录学”
、“史料择别与辨伪学”
、“史料辨证与考据学”
、“史料的搜集整理与统计学、逻辑学及唯物辩证法”
等问题。
他于辨伪学，从《汉书·艺文志》的自注和唐、宋以来的辨伪成果一直论到顾颉刚的《古史辨》。
于考据学，则称道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三家成果，说：“三书各致力于一个方面，若融会而贯通之，则对史料之辨证，可以获得多方面的知识。”
[84]同时，对清人关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的考订成果，也多予以肯定。
侯外庐在讲到类似问题的时候，从理论上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明确地认为，研究历史，必须“实事求是，谨守考证辨伪方法。
中国史料汗牛充栋，真伪相杂。
无论研究社会史、思想史，要想得出科学论断，均须勤恳虚心地吸取前人考据学方面的成果，整理出确实可靠的史料。
考据学本身算不上历史科学，但它却是历史科学不可缺少的专门学问。
如果要研究中国历史，尤其是古代史，就必须钻一下牛角尖，在文字训诂、史料考证辨伪方面下一番功夫。
要遵守前人的严谨的方法，不可随意采择史料。
……此外，还要充分利用经过专家董理的出土文字资料和实物资料，作为古史研究的必要论据。”
[85]从上面的引证中，可以看出，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方法不仅十分尊重前人的辨伪考据方法和成果，而且主张对其作综合的利用。
这是因为，在尊重事实这一点上，古今史家是相通的。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历史研究方法，还强调历史科学的民族化。
这个问题，也还是要从郭沫若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撰述意识讲起。
他在自序中写道：
世界文化史的关于中国方面的纪载，正还是一片白纸。
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上没有一句说到中国社会的范围。
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
中国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实在是比穿山甲、比猬毛还要难于接近的逆鳞。
外国学者的不谈，那是他们的矜慎；谈者只是依据旧有的史料、旧有的解释，所以结果便可能与实际全不相符。
在这时中国人是应该自己起来，写满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
本书的性质可以说就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
[86]
在这里，作者虽然没有提出“民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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