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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有些见解,如说隋炀帝“**荒无度,法令滋章”
,“骄怒之兵屡动,土木之功不息”
,“猾吏侵渔,人不堪命”
等,是接触到了隋朝灭亡的某些根本问题了。
《隋书》史论为了深入地阐明隋亡的教训,还进一步把文帝、炀帝时期的政治作了比较,指出:
《隋书》史论除了以隋朝自身的历史作比较外,还进而把隋朝的历史与秦朝的历史作了比较,并得出这样的结论:“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
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
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
[146]《隋书》史论的著者在此明确指出,隋亡和秦亡一样,都是被“群盗”
所推翻。
这就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
此外,《隋书》史论还从经济上探讨了隋朝灭亡的原因,指出:“取之以道,用之有节,故能养百官之政,勖战士之功,救天灾,服方外,活国安人之大经也。”
这可以说是《隋书》史论撰者的根本的经济原则。
其具体主张是:“不夺其时,不穷其力,轻其征,薄其赋,此五帝三皇不易之教也。”
相反,“若使之不以道,敛之如不及,财尽则怨,力尽则叛”
,那时人民就要起来造反。
质而言之,就是对百姓的“使”
与“敛”
要有一个限度。
不超过这个限度,就可以“活国安人”
,超过这个限度,就要“怨”
、“叛”
丛生。
《隋书》史论分析了隋朝末年由于劳役、兵役过重,造成了生产力的巨大破坏,以致出现了“比屋良家之子,多赴于边陲,分离哭泣之声,连响于州县。
老弱耕稼,不足以救饥馁,妇工纺绩,不足以赡资装”
的悲惨局面。
加之“租赋之外,一切征敛,趣以周备,不顾元元,吏因割剥,盗其太半”
,终于弄得全国各地“盗贼充斥”
,故而“隋氏之亡,亦由于此”
。
于是《隋书》史论总结出这样的历史经验:“富而教之,仁义以之兴;贫而为盗,刑罚不能止。”
[147]这些议论,从历史观点来看,则比较明确地认识到社会生产的发展与破坏,对于皇朝的兴盛与衰亡有直接的关系。
史家论晋、隋之亡,在种种兴亡论中,是有典型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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