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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也是遇到了跟随刘邦“定天下”
这个时势吗。
司马迁说的“依日月之末光”
、“从高祖定天下”
、“附骥之尾”
，都是就一定的时势说的。
司马迁认为，能够“立功名于天下”
者，自身的修养、德行固然重要，但也必须有适当的时势才行。
他举公孙弘为例，指出：“公孙弘行义虽修，然亦遇时。
汉兴八十余年矣，上方乡文学，招俊乂，以广儒墨，弘为举首。”
[198]这就说，在“立功名于天下”
这个问题上，素质一般的人固然需要时势，素质优良的人也同样需要时势。
总之，是时势造就了那些“立功名于天下”
的杰出人物。
如范晔之论“中兴二十八将”
，他写道：“中兴二十八将，前世以为上应二十八宿，未之详也。
然咸能感会风云，奋其智勇，称为佐命，亦各志能之士也。”
[199]范晔是不相信天命、佛鬼的史家，故对所谓“上应二十八宿”
的附会之论，说是“未之详也”
，而肯定他们的“感会风云，奋其智勇”
，立功名于天下。
又如《隋书》史论更是进一步从楚、汉之争到隋朝统一这一漫长的历史过程来阐述时势同杰出人物的关系，其论曰：
楚、汉未分，绛、灌所以宣力；曹、刘竞逐，关、张所以立名。
然则名立资草昧之初，力宣候经纶之会，攀附鳞翼，世有之矣。
圆通、护儿之辈，定和、铁杖之伦，皆一时之壮士，困于贫贱。
当其郁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鸿鹄之志哉！
终能振拔污泥之中，腾跃风云之上，符马革之愿，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时，焉能至于此也！
[200]
文中说的李圆通、来护儿、张定和、麦铁杖等，或是隋朝平陈之役中立功的将领，或是隋朝统一后屡建功勋的人物，而他们都出身平凡低微。
《隋书》史论的这一段话，意在说明在考察历史人物的时候，必须注意到客观环境对历史人物的影响，即杰出人物的出现，除自身的条件（如李圆通等“皆一时之壮士”
）外，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客观条件（“遇其时”
）。
这显然是在理论上的总结性认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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