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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被后人推崇为“实录”
，绝不是偶然的。
为了坚持历史撰述中的信史原则及其传统，人们不断地认识和总结历史撰述中存在的偏颇。
刘勰《文心雕龙·史传》作为较早的概说史学的专篇，非常突出地指出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
的荒谬，强调了“文疑则阙，贵信史也”
。
刘勰作为文学批评家，却比较早地提出了“信史”
这个概念，这足以证明“信史”
作为史学上的一个基本原则，在当时已有了广泛的认同。
刘勰说的“文疑则阙，贵信史也”
，跟司马迁的阐述是相通的。
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史家对违背信史原则的种种情况的揭露越是尖锐，就越是能反映出史家对信史的不懈的追求。
刘知幾在其所撰《史通》一书中，不仅对“直书”
、“曲笔”
作了理论上的分析，而且在《疑古》、《惑经》中，尖锐地指出了作为儒家经典的《尚书》、《春秋》在有关史事记载上的可“疑”
和“未喻”
。
此外，刘知幾对记言、记事这个古老的传统所作的考察，认为古代“记事之史不行，而记言之书见重”
[56]，从而给人们考察史事增加了困难。
不论是从理论上分析，还是对一些史家史书提出的批评，刘知幾都是为了“辨其指归，殚其体统”
[57]，改进历史撰述，贯彻撰写信史的原则。
中国史学上的信史传统，不独为撰史者、评史者所重视，亦为考史者所重视。
三国时期谯周撰《古史考》25篇，以纠《史记》中的“谬误”
。
后西晋司马彪又据《汲冢纪年》，胪列《古史考》中122事为“不当”
。
这是较早地从考史而求信史。
清代史家崔述，把自己考证先秦古史的著作命名为《考信录》，足以证明中国史学之信史传统的源远流长。
钱大昕论历史考证的宗旨是：“史非一家之书，实千载之书。
祛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
[58]这样辩证地看待中国史学中的“疑”
与“信”
的关系、“瑕”
与“美”
的关系，是对于中国史学之信史原则的极深刻的理解和阐述。
中国史学上的信史原则，通过史家在撰史、评史、考史几个方面的贯彻和承继，不断地得以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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