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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言之要，在于有物。
章学诚说：“古人著为文章，皆本于中之所见，初非好为炳炳烺烺，如锦工绣女之矜夸采色已也。”
又说：“富贵公子，虽醉梦中不能作寒酸求乞语；疾痛患难之人，虽置之丝竹华宴之场，不能易其呻吟而作欢笑。
此声之所以肖其心，而文之所以不能彼此相易，各自成家者也。”
章学诚不懂得唯物辩证法，但是他论“立言之要，在于有物”
，认为不同地位、境遇的人，都逃脱不了“声之所以肖其心”
的普遍法则，似乎已经包含着一点“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
的朦胧的认识。
正是从这个认识出发，他才可能提出“言以声其心之所得”
的命题，主张著书作文，一定要言之有物。
如果“舍己之所求而摩古人之形似”
，那就是偕老之妇亦学杞梁之妻而悲号，朝堂大臣亦学屈原自沉汨罗而作楚怨，感把事情弄颠倒了。
学问为立言之主，文章为明道之具。
这是讲学问跟文章的关系。
章学诚认为：“求自得于学问，固为文之根本；求无病于文章，亦为学之发挥。”
学问是文章的根本，文章是学问的发挥；没有学问，无以立言，没有文章，无以明道。
学问是主要的，但也不能不讲文章，然而重视文章并不就是追求文辞。
他说：“古人论文，多言读书养气之功，博古通经之要，亲师近友之益，取材求助之方，则其道矣。
至于论及文辞工拙，则举隅反三，称情比类，如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或偶举精字善句，或品评全篇得失，令观之者得意文中，会心言外，其于文辞思过半矣。”
可见，文章的提高，主要是在上述“功”
、“要”
、“益”
、“方”
几方面着力，文辞则是第二位的。
只有闳其中，才能肆于外。
不应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于一时有限之心手。
章学诚说：“学文之事，可授受者规矩方圆，其不可授受者心营意造。”
所谓规矩方圆，是指作文的一般原则，如上面讲到的“立言之要，在于有物”
、“学问为立言之主，文章为明道之具”
即是。
所谓心营意造，是指“摘记为书，标识为类”
，它们本是后人“一时心之所会，未必出于其书之本然”
，只可自志，不可授受，“盖恐以古人无穷之书，而拘于一时有限之心手也”
。
他举例说：“比如怀人见月而思，月岂必主远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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