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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而言，“名教”
就不限于史家的主观道德了，它是客观道德原则的一种表现。
其主要内容是“事涉君亲”
，即君臣父子关系，这是比个人主观道德范畴更宽泛的社会伦理范畴。
史家在历史撰述中，当“直道”
和“名教”
不能统一时，往往只有放下“直道”
而服从于“名教”
，即使是对史学批评取严厉态度的刘知幾，也不能不作这样的认识，足见“名教”
对于历史撰述和史学批评影响之大。
但是刘知幾又指出，史家“直书”
，正是为了“激扬名教”
，“曲笔”
恰恰又是违背“名教”
的。
他举例说，如汉末的董承、耿纪，晋初的诸葛诞、毋丘俭，萧齐之兴而有刘秉、袁粲，宇文周之灭而有王谦、尉迟迥等，这些人都表现出了“破家殉国，视死犹生”
的“忠臣之节”
。
然而，《三国志·魏书》、《晋书》、《宋书》、《隋书》，各记其事时，“皆书之曰‘逆’，将何以激扬名教，以劝事君者乎！”
于是他大发感慨，认为：“古之书事也，令贼臣逆子惧；今之书事也，使忠臣义士羞。
若使南、董有灵，必切齿于九泉之下矣。”
[17]仅此数例，便对“历代诸史”
作出这样的批评，显然是过于言重了。
这也正好说明，刘知幾把是否恪守“名教”
原则，视为史学批评的一条根本性的准绳。
总之，维护“名教”
的曲笔是可以宽容的，悖于“名教”
的曲笔是必须反对的，而“直书”
正是为了“激扬名教”
。
这是刘知幾在史学批评上推重“名教”
的基本思想。
他说：“史之为务，申以劝诫，树之风声。
其有贼臣逆子、**君乱主，苟直书其事，不掩其瑕，则秽迹彰于一朝，恶名被于千载。”
[18]又说：“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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