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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撰述的范围，梁启超说：“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也。”
作者认为，任何事物都有进化的现象，都“属于历史之范围”
，但通常历史撰述所记常限于人类，这是因为：“人也者，进化之极则也，其变化千形万状而不穷者也。”
指出了人类进化，在“凡百事物”
进化中是最为复杂的特点。
这样，梁启超就注意到历史研究有“广义”
、“狭义”
之分：“言历史之广义，则非包万有而并载之不能完成；至语其狭义，则惟以人类为之界。”
这种划分，在理论上是重要的。
梁启超进而又指出，就“狭义”
的历史来说，也不是都可以写入历史撰述的。
他认为，“欲求进化之迹，必于人群”
，“人类进化云者，一群之进也，非一人之进也”
。
因此，“历史〔撰述〕所最当注意者，惟人群之事，苟其事不关系人群者，虽奇言异行，而必不足以入历史〔撰述〕之范围也”
。
从中国史学之历史观念的发展来看，从尊天命到重人事，是一大进步；从重视个人的作用到重视人群的作用，是又一大进步。
（二）关于历史哲学和史学的社会作用
梁启超认为，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要寻求一种理性的认识。
但是这种理性认识的获得则必须是“客体”
和“主体”
的结合，而只有获得了这种理性认识，史学才具有了它应有的社会作用。
他指出：“历史〔撰述〕者，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
梁启超认为，史学是由“客体”
和“主体”
结合而成的。
所谓客体，“则过去、现在之事实是也”
；所谓主体，“则作史、读史者心识中所怀之哲理是也”
。
他进而阐述说：“有客观而无主观，则其史有魄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
是故善为史者，必研究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其公理公例之所在，于是有所谓历史哲学者出焉。
历史〔撰述〕与历史哲学虽殊科，要之，苟无哲学之理想者，必不能为良史，有断然也。”
梁启超从历史研究和撰述之客体与主体的关系着眼，提出历史哲学是为良史的前提，这在史学理论的发展和建设上有重要的意义。
他认为，历史哲学之所以重要，还在于它对从认识“局部之史”
到认识“全体之史”
、从认识史学本身到认识“史学与他学之关系”
，是必不可少的。
而尤为重要的是，还在于它的社会作用：
所以必求其公理公例者，非欲以为理论之美观而已，将以施诸实用焉，将以贻诸来者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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