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贞观十七年（643年），唐太宗又命褚遂良监修《五代史志》（亦称《隋书》志），至高宗显庆元年（656年）成书，由长孙无忌奏进。
参与撰述的有于志宁、李淳风、韦安仁、李延寿等。
《五代史志》包括10志30卷，上接《南齐书》志和《魏书》志。
其中《经籍志》在学术史、文献学史和目录学史上有极重要的价值。
在《五代史志》成书之前，贞观二十年（646年），唐太宗下诏重修晋史。
他在《修晋书诏》中批评尚存的18种晋史“虽存记注，而才非良史，事亏实录”
[84]。
重修工作以房玄龄、褚遂良监修，以曾经“总知类会”
五代史撰述的令狐德棻为首，参与其事者凡21入。
贞观二十二年（648年）撰成，包含纪10卷、志20卷、传70卷、载记30卷，记述了两晋、十六国史事。
唐太宗为宣、武二帝纪及陆机、王羲之二传写了后论，故新修《晋书》曾题为“御撰”
。
《晋书》的志有很高价值，郑樵评论说：“晋、隋二志高于古今。”
[85]《晋书》以载记体例记十六国历史，是其一大独创，在民族史撰述上有特殊的意义。
《晋书》卷八二为陈寿、司马彪等一批史家立传，反映了突出的史学批评的自觉意识。
在《五代史志》成书后三年，即显庆四年（659年），李延寿撰成《南史》纪传80卷、《北史》纪传100卷，这是通叙南朝史和北朝史的两部著作。
李延寿的撰述工作，颇得力于史馆的条件和令狐德棻的支持。
唐初所修八史，占了古代“正史”
即“二十四史”
的三分之一，显示了官修史书所具有的实力。
唐代官修史书在国史、谱牒和礼书等方面，也多有创获。
五代时期还有官修《唐书》面世。
（二）史学家自觉意识的增强
盛唐时期，杰出的史学批评家刘知幾（661—721年）于中宗景龙四年（710年）写出了《史通》一书。
这是中国古代史学上一部划时代的史学批评著作。
它的问世，标志着中国史学进入一个更高的自觉阶段，是史学思想和史学理论发展的新转折。
刘知幾从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年）起担任史职，直至去世止，首尾20年。
他参与了实录、国史、大型谱书等许多重要撰述，对史学源流、历史文献的聚散、得失、性质，以及武则天、唐中宗时史馆修史状况，均有深入的认识。
刘知幾的史学批评意识由此而显得格外强烈，加之他少年读书“喜谈名理”
的赋性，也逐渐培养起一种批判精神。
他撰《史通》的原因，是因为“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
，“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86]。
《史通》20卷，包括内篇10卷39篇，外篇10卷13篇，合为52篇。
其中内篇的《体统》、《纰缪》、《弛张》3篇亡于北宋以前，全书今存49篇。
内篇是全书的主要部分，着重阐述了史书的体裁、体例、史料采集、表述要求和撰史原则，而以评论纪传体史书体例为多。
外篇论述史官制度、正史源流，杂评史家、史著得失，也反映了作者对于历史的一些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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