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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疑则阙，贵信史也”
，甚至还可以上溯到孔子说的“吾犹及史之阙文也”
[32]。
崔述的考史方法及其理论认识，已具有理性主义成分。
当王、赵、钱、崔在历史考证方面取得了总结性成果时，章学诚在史学理论方面也取得了总结性成果。
（三）章学诚和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终结
所谓“乾嘉史学”
，不独以“考据”
见长，在理论上也有重大建树。
章学诚（1738—1801年）所著《文史通义》和《校雠通义》两部名作，把中国古代史学理论推进到它的最高阶段。
《文史通义》内篇6卷、外篇3卷，是评论文史的著作，而以评论史学为主。
这是章学诚的代表性著作，也是中国古代史学理论的代表性著作。
此书对清初以前的史学，从理论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其中，论“六经皆史”
，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
论“史德”
与“心术”
，论“史意”
与“别识心裁”
等，是涉及史学之全局性的几个理论问题。
关于“六经皆史”
，章学诚说：“六经皆史也。
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
[33]他认为，《诗》、《书》、《礼》、《乐》、《春秋》之为史，人们比较容易理解，故着重论证《易》也不例外。
他认为，在天人关系中，《易》反映了“天道”
，即古人“一本天理之自然”
；而古代人们对自然的认识“盖出政教典章之先”
。
而《易》的性质在于：“其所以厚民生与利民用者，盖与治宪明时同为一代之法宪，而非圣人一己之心思，离事物而特著一书，以谓明道也。”
他对《易》的产生及其性质作了唯物的说明。
章学诚的结论是：“悬象设教与治宪授时，天道也；礼、乐、诗、书与刑政、教令，人事也。”
“天与人参”
，才成其为社会。
这就是说，古人对于“天理之自然”
的认识和政教典章的设立，都反映了先民的历史。
视经书为史，司马迁、刘知幾已有此认识，但从理论上加以说明，章学诚是超过前人的。
章学诚把史书分为两大系列，一是撰述，二是记注，而圆神、方智分别是撰述和记注的特点，此即所谓“以圆神、方智定史学之两大宗门”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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