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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书载言重在表现人物的性格特点，揭示事物发展过程和反映历史形势。
《史记》记项羽见秦始皇出巡说：“彼可取而代也！”
写刘邦观秦始皇说：“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
写陈胜反秦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三个人有三种口气。
《史记·张丞相列传》记：“帝（汉高祖）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因争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
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
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
’”
这两个“期期”
，使周昌正直、盛怒、口吃的神态跃然纸上。
像这样的载言，话并不多，但把人物的性格特点写得十分鲜明、突出。
《资治通鉴》写赤壁之战前，记诸葛亮说孙权的谈话及张昭、鲁肃、周瑜等人的议论，反映了战前各种不同的思想及其统一的过程。
像这一类的载言，写得很成功，给史文增添了光彩。
《史记·淮阴侯列传》记韩信初见刘邦，论项羽、刘邦形势优劣及刘邦采取的方略，《三国志·诸葛亮传》记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的隆中对策，这些分析当时政治形势的言论，都是载言的精彩之作。
史书载文在体例上的主要要求，是选载有用之文：或反映一代军政大事，或反映个人生平遭遇，或是文学家的代表作品。
如李斯的《谏逐客疏》，贾谊的《过秦论》、《论积贮疏》，晁错的《论贵粟疏》、《论守边备塞书》、《论募民徙塞下书》，司马相如的《上林赋》、《大人赋》，司马迁的《报任安书》，诸葛亮的《出师表》等，都是载文的很好的例子。
清代史家赵翼认为，班固《汉书》“于文字之有关于学问、有系于政务者，必一一载之”
，此皆“经世有用之文”
[32]。
关于史书的征引，顾炎武曾经提出三条体例上的要求：一是“凡述古人之言，必当引其立言之人；古人又述古人之言，则两引之，不可袭以为己说也”
。
二是“凡引前人之言，必用原文”
。
三是“引用书意”
，即“略其文而用其意”
。
[33]这是极精辟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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