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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如果以今天的观点来看，《史记》的史论，是更应当受到重视的，本书已有多处引证和阐述。
此外，《资治通鉴》里的“臣光曰”
，也有不少精彩的议论。
议论的基本要求，是所论不能离开史实；否则，就会成为“华多于实，理少于文，鼓其雄辞，夸其俪事”
[40]的夸夸其谈。
宋人洪迈说：“作议论文字，须考引事实无差忒，乃可传信后世。”
[41]这话说得好。
近人撰写的史书，其议论部分，大多采取夹叙夹议的形式。
也有采用书前总论，在自序、绪论中对所述史事作总的评论；或采用篇后论，如“简短的结论”
。
注释也有两种不同的情况，一是自注，二是他注。
他注是注释他人之书，属于历史文献学范畴；自注是作者对其所撰写之书的注释，是史书的体例之一。
自注的开创，始于司马迁。
章学诚说：“太史自叙之作，其自注之权舆乎！”
[42]他又说：“史家自注之例，或谓始于班氏诸志，其实史迁诸表已有子注矣。”
[43]另外，《史记》纪传部分时有“语在某纪”
、“语见某传”
，也都属于自注性质。
后来《汉书·地理志》每述一郡县，则于其名称之下，自注其建置、沿革，然后续书正文，述其户口多寡，辖境大小。
而《艺文志》则往往于著录书名之下，自注其撰者姓氏、起讫年代、所述内容、存佚情况等。
这一类自注，章学诚称作“大纲细目之规矩”
，从内容上看，它是对正文的补充。
《通典》自注，在这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自注也用以考核史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察其本意，当是《通鉴》自注。
胡三省将《考异》与《通鉴》合为一书，并不违背作者初衷。
这类自注，专对史事进行考核，以明其去取之由，对读者十分重要。
宋人范冲撰《神宗实录》，别为《考异》五卷，完全仿效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考异》的做法。
章学诚认为这都是“近代之良法”
。
自注作为“史学家法”
[44]之一，是应当受到重视的。
至于刘知幾说的“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记录无限，规检不存，难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载之楷则”
[45]，虽非全无一点道理，但因此而否认撰史中自注的重要性是不妥当的。
议论和注释虽非史事本身，但如在体例上掌握适当，同样是一部优秀史书所必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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