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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好察迩言”
和“多识往行”
就是十分重要的了。
裴松之这位史学家是用了形式逻辑的方法来论证“多识往行”
对于“畜德”
的重要，“畜德”
对于“鉴远”
的重要，“鉴远”
对于政治的重要。
这些话，可以看作是从史学的角度注释了“君子以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
，解释了《易·系辞下》关于“德”
的说明。
裴松之认为，史学的作用是“总括前踪，贻诲来世”
，而其重要的环节便是史学对于“畜德”
的不可缺少。
读史可以蓄德，读史又可以明道。
胡三省认为“道”
包含在“事”
当中，通过史书所记史事反映出来的得失成败，可以认识到“道”
是始终在发挥作用的。
人们要认识“道”
，是不能没有史学的。
清代史论家龚自珍也认为，“出乎史，入乎道，欲知道者，必先为史”
[14]。
胡三省、龚自珍用“道”
这个古老的哲学范畴来说明史学所包含的认识价值，即包含着更明确的从历史进程中认识其发展规律的观念。
前人是怎样认识历史的呢？是怎样通过认识历史而探讨其中的“道”
呢？
朱熹在谈到读史要点时说：“读史当观大伦理、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15]从历史认识来看，这确是读史的门径。
读史以明道，当从史书所记大处着眼，所谓“大治乱得失”
，就是这个大处中最重要的方面。
从陆贾“粗述存亡之征”
、司马迁总结历代“成败兴坏之理”
以下，许多史家对于“治乱得失”
的重视都有自觉的意识；他们所写的史书，对此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朱熹正是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把把握“大机会、大治乱得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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