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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刘知幾对史学的社会作用有明确的认识，这是他的卓见。
但他这里说的“秽迹彰于千载”
、“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都着眼于个人或家族的得失荣辱，而对于历史的进退、社会的治乱盛衰反倒不怎么重视了。
这使他难免陷入对于历史、历史人物片面注重作道德评价的狭窄范围，从而也限制了他的史学批评的视野和成就。
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提出了“史德”
问题。
他说的“史德”
，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心术”
，二是“名教”
。
这跟刘知幾说的“直道”
和“名教”
，颇有相似之处。
刘知幾分析“直道”
，是用列举实例的方法，以揭示“正直”
与“不直”
的区别。
章学诚分析“心术”
，是用推理的方法，从理性的高度来揭示“心术”
之正与不正的区别。
这显示了章学诚在理论上确有超出刘知幾的地方。
然而，有一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即《文史通义·史德》几乎是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证明”
司马迁《史记》，是如何符合“名教”
的要求的。
章学诚所阐说的理由有三条：其一，司马迁自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20]，“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
[21]，是其撰述的本旨。
其二，司马迁所云“发愤著书”
，只是“叙述穷愁而假以为辞”
，后人以此为“怨诽”
之情以至于纷纷“仿效”
，实在是“以乱臣贼子之居心而妄附《春秋》之笔削，不亦悖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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