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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他“书法不隐”
；称赞赵盾是“古之良大夫”
，因为他“为法受恶”
[24]。
此处所谓“法”
，是指礼法，即当时“礼”
制的规范。
这也可以看作是从史家的主体方面和史家所处的环境方面，说明了史家之角色意识的个人原因和社会原因。
史家的角色意识随着历史的进步而增强，而升华。
这一发展的主要标志，是史家的角色意识突破君臣的、伦理的藩篱而面向社会。
这一变化的滥觞，当始于孔子作《春秋》。
孟子论孔子作《春秋》一事说：“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
孔子惧，作《春秋》。
《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
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
[25]尽管《春秋》还是尊周礼，维护君臣父子的伦理秩序，但孔子以私人身份撰写历史、评论历史的做法，已突破了过去史官们才具有的那种职守的规范。
这就表明，作为一个史家，孔子所具有的史家角色意识已不同于在他之前的那些史官们的角色意识了。
然而，史家角色意识发展的主要标志的真正体现者还是司马迁。
司马迁很尊崇孔子，推重《春秋》，然而他著《史记》的旨趣和要求已不同于孔子作《春秋》了。
司马迁的目标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
，是“述往事，思来者”
[26]。
由此可以看出，司马迁的博大胸怀是要拥抱以往的全部历史，突出人在历史过程中的地位，探讨古往今来的成败兴坏之理，使后人有所思考和启迪。
正因为如此，司马迁才能“就极刑而无愠色”
，“隐忍苟活”
，在“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
的境遇中完成他的不朽之作。
史家之角色意识的进一步发展，是从面向社会到在一定意义上的面向民众。
其实，从“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的古训中，史家或多或少都会认识到民众的对于政治统治的重要。
司马光是极明确地表明了这一认识的史家，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撰《资治通鉴》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
[27]入史。
他对于历史事实、历史知识的抉择，至少在形式上是把“生民休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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