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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原本期望原广东督军龙济光能够影响陆荣廷，但他到了香港与龙济光会面后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
龙济光不仅影响不了陆荣廷，而且龙济光本人也受着唐继尧的深刻影响，因此，西南问题的关键转向了唐继尧，而唐继尧与章太炎之间由于历史因缘，也曾有过不一般的关系。
所以章太炎从香港取道越南赴昆明，准备在那里耐心地做做唐继尧的工作。
唐继尧对章太炎原本就很尊重，现在章太炎又这样不辞劳苦亲自跑来颁发陆军元帅证书，这不能不使唐继尧动了恻隐之心。
几天的倾谈之后，唐继尧接下了证书和印信，但他依然不愿为此举行公开的就职典礼，不愿对外使用这个新头衔，实际上还是要与孙中山的护法军政府保持距离。
唐继尧（1884—1927）
章太炎、孙中山想利用唐继尧手中的权力，而唐继尧此时也想利用章太炎和孙中山为其扩大地盘服务，他们之间渐渐找到了共同利益。
章太炎劝说唐继尧向四川、两湖用兵，以取得南北均势；而唐继尧对四川觊觎已久，他要想充当名副其实的“西南王”
，就必须有效控制四川。
于是唐继尧顺水推舟组织滇黔靖国联军，并聘任章太炎为联军总参议，向四川用兵，并于1917年12月初相继占领重庆、泸州。
重庆镇守使熊克武原本是同盟会出身，他在12月21日发出通电，宣布所部川军加入护法卫国的川滇黔靖国联军，与北京政府冯国璋新近任命的四川督军刘存厚正面对峙。
翌年初，滇军从川南向刘存厚部发动猛攻。
几个回合下来，刘存厚部损失惨重，退至陕南汉中，唐继尧控制四川的目的基本实现，他已无心听从孙中山的指挥挥师东下，更不愿与北京政府继续正面对抗。
唐继尧不愿与北京政府继续正面对抗，是因为北方的局势在这一段时间也在发生急剧变化。
1918年初，大总统冯国璋因与段祺瑞的皖系冲突加剧，开始倡言南北媾和，不再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统一。
冯国璋的这个建议在西南地区获得了积极响应，岑春煊、陆荣廷和唐继尧以为这或许是解决时局危机的一条出路，所以他们于1918年1月15日在广州成立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议，以拥护约法，保障国会，征讨祸首，勘定内乱，以巩固统一之根基，促进宪法之成立为宗旨，并以为护法各省最高政务执行机关，以此对抗孙中山的军政府。
孙中山、章太炎原本与这些新老军阀关系，处理得还好，突然在一夜之间这些新老军阀全都背道而驰了。
岑春煊提出的议和条件是，一、承认冯国璋为大总统；二、国会问题提交给各省省议会去解决；三、以陆荣廷为粤桂湘巡阅使，免去北京政府任命的龙济光；四、以唐继尧为川滇黔巡阅使，免去北京政府任命的刘存厚。
岑春煊的建议或许也是解决时局危机的一个办法，但这个办法毫无疑问损害了孙中山军政府的利益，军政府成为南北统一的局外人。
所以岑春煊的这个建议遭到了章太炎、孙中山的坚决反对。
章太炎在揭露岑春煊的同时，相继致电伍廷芳、唐绍仪和程璧光等人，劝告他们不要听信这些军阀的谎话，不要出任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议的职务，揭露此时以南北媾和为目标，简直就是一种自杀政策，是一种政治上的不负责任。
章太炎、孙中山等人的坚决反对，终于使西南各省护法联合会议流产，但是由此却导致了军政府内部裂痕日趋严重。
岑春煊、唐继尧等人既然不能从外部另行组合与北方对谈，那么他们便从内部策动改组军政府。
5月4日，广州非常国会通过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将孙中山的大元帅制改为由七人组成的政务总裁制。
5月20日，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七人为军政府政务总裁，岑春煊兼内政部长，伍廷芳兼外交部长，陆荣廷兼陆军部长，林葆怿兼海军部长，孙中山兼司法部长，唐绍仪兼财政部长，唐继尧兼交通部长，李烈钧兼参谋部长。
军政府的权力由此落入岑春煊等军事强人手里，孙中山遂于第二天（5月21日）黯然离开广州，返回上海。
当军政府发生如此巨大变化时，章太炎仍以军政府秘书长的身份在西南地区苦口婆心劝说那些军事强人能够以国家大局为重，放弃“西南部落主义”
狭隘意识，分兵东下和北上，只有用武力才能解决南北纷争，恢复民国法统，重建民国，而其标志就是合法总统黎元洪复职。
然而，军政府内部的权力冲突和恶斗使章太炎渐渐失望，他觉得西南这些军事强人与北洋系军人乃一丘之貉。
8月12日，北京新国会开会，代总统冯国璋任期届满，通电表示无意竞争选举。
9月4日，新国会选举徐世昌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广州非常国会虽然通电反对，但根本无法阻止徐世昌就职。
在章太炎看来，徐世昌就职从根本上破坏了民国法统，使合法总统黎元洪复职更加无望，也使他从事的护法运动毫无意义，伤心至极的章太炎在痛骂了徐世昌和南北军阀之后，于1918年10月11日闷闷不乐返回上海，结束了这场长达两年之久的护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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