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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康、梁的政治遭遇和流亡生涯，章太炎寄予无限同情，他在《台北旅馆书怀寄呈南海先生》中，深情回忆过去交往中的点点滴滴，发白内心觉得一切都是那样的美好，“老泪长门掬，深情故剑知。”
过去一切的不愉快，过去对康有为今文经学的不满与批评，章太炎在这里都忘得一干二净。
章太炎的深情使流亡中的康有为、梁启超非常感动，他们除了将章太炎的这些书信、诗文在《清议报》上发表外，对章太炎的“拳拳正义”
给予很高评价，以为章太炎的识见绝出寻常而爱之深、真诚期待能够与章太炎携手合作，得尽怀抱，驰骋欧美，救此沦胥。
康有为的名头此时可是全球皆知，高傲的章太炎收到康有为的亲笔回复后也未能免俗，眉宇盱扬，阳气顿发，以为康有为的主张不啻“白金良药”
，是拯救中国的最佳方案。
对于章太炎这种不计前嫌热衷吹捧康有为的姿态，也有人提出批评，强调你章太炎与康有为的学术殊途，往者你评议康有为的经学，其激烈其愤怒不亚于东汉范升与陈元之间的殊死争论，现在你怎么突然又变得这样护着康有为呢？
对于这样的指责与嘲弄，章太炎并不觉得尴尬，他坦然答道：你不知道南宋大哲学家叶适与朱熹之间的故事吗？他们在经学上判若冰炭，视若水火，互不相容，互相攻击，但当有人以伪学、朋党攻击朱熹时，叶适在朝，乃痛言小人诬罔，以斥其荒谬。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道理很简单，他们可以在学术上有争论，但在政治上的看法并不一定就相互对立。
章太炎说，他和康有为之间的关系，大约就是这个样子。
即便在学术上，章太炎此时也较先前有很大退让。
他说，真正对康有为学术构成重大批评的，还是朱一新，而不是他章炳麟。
朱一新曾因弹劾李莲英罢官，由此可知假如朱一新现在依然职掌朝政，依然有权建言，相信他也会转而支持康有为。
至于我章炳麟的学问倾向，好像还没有像朱一新那样刻意推崇宋学，我与康有为之间的争论，也只是就《左传》、《公羊春秋》的门户师法之间的问题，至于黜周王鲁，改制革命等，我章炳麟的看法与康先生的看法其实并没有多大的差别。
何况旋乾转坤，以成振兴国家这样的盛事伟业呢？总而言之，一切理由都被章太炎说光，人们也就不好怎样指责他为什么改变了学术宗旨。
显而易见，章太炎此时对康有为的同情，在学术上刻意放他一马，主要的还是因为他认为康有为所做的政治活动是一项正义的事业，不明不白因卷入了慈禧太后与光绪帝之间的权力冲突而受到政治迫害，这是章太炎的理由。
至于康有为的那些陈说那些解释，究竟是不是历史真实，章太炎在那个特殊的时候，当然无法也没有条件深究。
他的良知迫使他必须这样做。
康有为出逃之后，一直宣称自己手里拥有皇上赐下的密诏，责成他和他的同志救中国保大清。
这里面的故事柑当复杂，因为从今天所知道的历史事实来说，当然不能说康有为造假，他确实知道皇上有个密诏，确实是让他们为改革想办法，只是这个密诏是皇上赐给杨锐的，而康有为是通过林旭传达的口谕获知的。
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康有为无法说出密诏的来龙去脉，或者因杨锐、林旭等当事人都不在了，而康有为真的不知道全部真相，所以康有为在海外一再宣称自己手里拥有密诏，也就一再受到另外一些人的质疑，认为康有为是胡说八道。
对于密诏的真相，章太炎也不愿仔细探究，但他依然出于道义上的同情，出于同党意气，义无反顾地站在康有为一边，为康有为声援，为康有为打气，奋力驳斥那些质疑者。
他于1899年1月22日在《台湾日日新报》发表《答学究》一文，认为康有为所发布的密诏不容怀疑，因为从逻辑上说符合政治演变的情形。
他指出，1898年秋天的政治大逆转，就是慈禧太后的大阴谋大夺权。
由此也可证明康有为发布的密诏具有真实性可信性。
不然，慈禧太后捉拿康有为，居杀六君子，足以解除康有为等人谋围颐和园，劫持皇太后的阴谋，足以化解全部危机，然而，老太后却没有到此而止，反而将皇上囚禁于瀛台。
章太炎当然不知道皇上移居瀛台的真相，康有为当然也不知道朝廷政治运作的内幕。
康有为确实不是有心造假，章太炎也不是曲意辩护，只是这个问题实在太过复杂。
政治上的简单同情并不能代表历史真实，所以章太炎的辩护也就显得并不是那么有力量，那么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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