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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章太炎的主张不同，国民党人，特别是孙中山，坚决主张武力讨伐袁世凯，黄兴原本主张法律解决，主张在不破坏《临时约法》的框架内以法律方式进行抗争。
然而，黄兴并没有说服孙中山，孙中山的主张渐渐在党内占了上风。
国民党渐渐走上武力抗争的道路，当然也有来自北方的刺激。
宋教仁案发生不久，袁世凯政府与五国银行团签订借款合同，在国民党人看来，这项借款就是袁世凯要扩充北洋军队，就是准备与国民党人分手。
基于这种担心，具有国民党身份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和安徽都督柏文蔚通电反对。
国民党与袁世凯之间的误解、冲突，就越演越烈。
国民党执意武力抗争，袁世凯表示国民党如果敢起兵抗争，他就敢出兵镇压，大局危机越来越不可收拾。
在南北纷争日趋严重的时候，章太炎并没有坚定地站在南方国民党人的立场上，当然也没有站在袁世凯的立场上，他似乎对南北双方都有点儿不满。
章太炎能够看上的只有黎元洪，所以他在南北纷争日趋紧张的日子里，与黎元洪保持着一致，努力调解南北纷争，希望双方都不要诉诸武力，还是回到国会中和平解决。
章太炎的思路是，既然南北纷争不可调解，那么为了保全大局，力求和平，惟有求大总统袁世凯退位，并声明不再出面竞选总统，有点儿像前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一样，退居民间。
对于南方，章太炎也多有批评，但不管怎么说，南方处于在野的弱势，章太炎的批评矛头主要还是对准了北方，就是要运动袁世凯下台，以袁世凯的下台换取大局和平。
章太炎的思路或许是一个解决方向，如果在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遇到宋教仁血案这样一时说不清道不明的案件，涉嫌的行政负责人或许会自动辞职，化解危机。
然而在一个刚刚走上民主道路的中国，袁世凯自信“宋案”
和他无关，没有辞职的必要。
仅仅为了避嫌，他周围的那些既得利益者无论如何不会让袁世凯辞去大总统。
于是和平的劝说不可能实现，要想实现这个思路，还必须另想办法。
在当时的政治人物中，袁世凯既然不行了，孙中山也不在章太炎的考虑范围内，能被章太炎认为可以倚重的，也就只有武昌的副总统黎元洪了。
于是章太炎从上海专程前往武昌，希望黎元洪能够以廓然大公之心，出面竞争大总统，以此拯救国家危亡，拯救刚刚诞生的共和国。
黎元洪在人品上，或许像章太炎所恭维的那样忠厚，然而黎元洪太清楚自己根本不是袁世凯的对手，尽管章太炎在武昌盘桓了二十多天，说了很多话，但黎元洪始终不敢就此明确表态。
被逼到最后，黎元洪也只是建议章太炎不妨趁着进京的机会劝劝袁世凯，袁世凯如果能够听进去谏劝，也就不必大事更张，另选总统了；假如袁世凯执意不听，那就再按你的这个思路办。
有了黎元洪的这个态度，章太炎于5月28日抵达北京，准备近距离观察一下袁世凯的态度，也准备调解南北纷争。
在与袁世凯会面或面向报界时，章太炎一再强调南北纷争更多的来自误会，南方国民党对政府施政方针有所不满，但绝对不是截然反对，更不是谋反叛乱。
至于政府施政方针和施政效果，章太炎认为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不应回避。
政府将内部纷争作为对敌势力去打压，甚至准备用武力去对付，显然是不对的。
袁大总统的长处在军事、外交两个方面，政府应该在这两个方面多用力，要用武力去抵御沙俄对我蒙古的威胁；要用外交去维系我蒙古不被沙俄给断送。
北京之行使章太炎相当失望，使他觉得南北纷争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相当渺茫。
对于北方，对于袁世凯，章太炎觉得只有任其跳梁，终将自杀，有个三五年时间，或许能够从黑暗到光明；对于南方国民党人，章太炎有了更多期待，希望他们团结起来，合力监督政府，或者将南方各省打碎打烂，由此或许能够打破僵局，出现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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