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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岁半，傅聪跟了前上海交响乐队的创办人兼指挥，意大利钢琴家梅百器先生，他是十九世纪大钢琴家李斯特的再传弟子。
傅聪在国内所受的唯一严格的钢琴训练，就是在梅百器先生门下的三年。
一九四六年八月，梅百器故世。
傅聪换了几个教师，没有遇到合适的；教师们也觉得他是个问题儿童。
同时也很不用功，而喜爱音乐的热情并未消减。
从他开始学琴起，每次因为他练琴不努力而我锁上琴，叫他不必再学的时候，他都对着琴哭得很伤心。
一九四八年，他正课不交卷，私下却乱弹高深的作品，以致杨嘉仁先生也觉得无法教下去了；我便要他改受正规教育，让他以同等学力考入高中（大同）附中。
我一向有个成见，认为一个不上不下的空头艺术家最要不得，还不如安分守己学一门实科，对社会多少还能有贡献。
不久我们全家去昆明，孩子进了昆明的粤秀中学。
一九五〇年秋，他又自作主张，以同等学力考入云南大学外文系一年级。
这期间，他的钢琴学习完全停顿，只偶尔为当地的合唱队担任伴奏。
可是他学音乐的念头并没放弃，昆明的青年朋友们也觉得他长此蹉跎太可惜，劝他回家。
一九五一年初夏他便离开云大，只身回上海（我们是四九年先回的），跟苏联籍的女钢琴家勃隆斯丹夫人学了一年。
那时（傅聪十七岁）我才肯定傅聪可以专攻音乐；因为他能刻苦用功，在琴上每天工作七八小时，就是酷暑天气，衣裤尽湿，也不稍休，而他对音乐的理解也显出独到之处。
除了琴，那个时期他还跟老师念英国文学，自己阅读不少政治理论的书籍。
一九五二年夏，勃隆斯丹夫人去了加拿大。
从此到一九五四年八月，傅聪又没有钢琴老师了。
一九五三年夏天，政府给了他一个难得的机会：经过选拔，派他到罗马尼亚去参加“第四届国际青年与学生和平友好联欢会”
的钢琴比赛；接着又随我们的艺术代表团去民主德国与波兰做访问演出。
他表演的肖邦受到波兰专家们的重视；波兰政府向我们政府正式提出，邀请傅聪参加一九五五年二月至三月举行的“第五届肖邦国际钢琴比赛”
。
一九五四年八月，傅聪由政府正式派往波兰，由波兰的老教授杰维茨基亲自指导，准备比赛项目。
比赛终了，政府为了进一步培养他，让他继续留在波兰学习。
在艺术成长的重要关头，遇到全国解放，政府重视文艺，大力培养人才的伟大时代，不能不说是傅聪莫大的幸运；波兰政府与音乐界热情的帮助，更是促成傅聪走上艺术大道的重要因素。
但像他过去那样不规则的、时断时续的学习经过，在国外青年中是少有的。
肖邦比赛大会的总节目上，印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七十四名选手的音乐资历，其中就以傅聪的资历最贫弱，竟是独一无二的贫弱。
在这种客观条件之下，傅聪经过不少挫折而还能少有些成绩，在初次去波兰时得到国外音乐界的赞许，据我分析，是由于下列几点：（一）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艺术的严肃态度，不但始终如一，还随着年龄而增长，从而加强了他的学习意志，不断地对自己提出严格的要求。
无论到哪儿，他一看到琴就坐下来，一听到音乐就把什么都忘了。
（二）一九五一年、一九五二两年正是他的艺术心灵开始成熟的时期，而正好他又下了很大的苦功；睡在**往往还在推敲乐曲的章节句读，斟酌表达的方式，或是背乐谱，有时竟会废寝忘食。
手指弹痛了，指尖上包着橡皮膏再弹。
一九五四年冬，波兰女钢琴家斯曼齐安卡到上海，告诉我傅聪常常十个手指都包了橡皮膏登台。
（三）自幼培养的独立思考与注重逻辑的习惯，终于起了作用，使他后来虽无良师指导，也能够很有信心地单独摸索，而居然不曾误入歧途—这一点直到他在罗马尼亚比赛有了成绩，我才得到证实，放了心。
（四）他在十二三岁以前接触和欣赏的音乐，已不限于钢琴乐曲，而是包括多种不同的体裁不同的风格，所以他的音乐视野比较宽广。
（五）他不用大人怎样鼓励，从小就喜欢诗歌、小说、戏剧、绘画，对一切美的事物美的风景都有强烈的感受，使他对音乐能从整个艺术的意境，而不限于音乐的意境去体会，补偿了我们音乐传统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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