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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法第九条规定：任何社会组织或者个人有权对违反本法的行为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检举或者控告。
发生违反本法的重大事件，妨碍义务教育实施，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负有领导责任的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应当引咎辞职。
该条在赋予社会组织或者个人以监督、问责权的同时，规定了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的行政责任。
在“法律责任”
一章中，该法第五十一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违反本法第六章的规定，未履行对义务教育经费保障职责的，由国务院或者上级地方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情节严重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通过问责，督促国务院和各级政府依法履行责任，体现了国家在发展义务教育上的法律责任，保证了法律的约束力。
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必须以问责制为保障，没有对违法执政、违法行政的严格的责任追究，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就永远只能停留在书面和口号上，而不可能化为现实。
问责制的“制”
指问责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包括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的制度化和规范化。
如果缺乏制度化和规范化的问责制，教育领域的失职、渎职、滥权的行为就可能得不到有效、有力和公正的责任追究。
问责制是一种常态化、制度化的“问责”
，它强调应用多种问责方式，而不是单一的行政问责，并强调问责的规范和程序。
建立行之有效的问责制，应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多种形式问责的法律制度。
问责制是一种常态化、制度化的“问责”
，它强调应用多种问责方式，而不是单一的行政问责。
我国传统上实施的“行政问责”
仅仅是上级教育行政部门对校长、校长对教师的问责，忽视了学校内部教师和教代会、工会的问责权利，也忽视了学校外部如家长、公众、新闻媒体的问责权利。
应通过立法建立多种形式的问责，将家长或社区问责、教师和校长专业协会或组织的专业问责、行政或管理问责等问责形式引入教育问责，清晰界定问责的主体、对象、层次及相应的后果，从而加强对教育的监督和问责。
第二，确立公正、公开的问责程序。
正当程序是问责制沿着法治的轨道前进、防止陷入人治误区的保证。
问责程序的缺失常常使问责过程出现许多偏差和失误，导致结果不公。
当前教育问责的实体公正难以确定，其根源在于教育计量和评价上的困难。
[37]教育问责的主观性比较大，难以令人信服。
因此，一个合理、公正的问责程序变得更重要。
问责制的“责”
包括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
在现代社会，政治责任也应由法律规范，成为法律化的政治责任。
强化监督，重构责任追究机制，首先，要确定问责主体，扩大监督主体的范围。
问责制实行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保证异体监督的畅通无阻。
要将问责成为人大及其常委会、各级政府部门相关人员、家长、社区代表、教师代表、社会组织的职责或权利，对包括负有领导责任的人民政府或者人民政府教育行政部门负责人、校长、教师等在内的教育工作者进行问责。
其次，要明晰问责内容，进一步明确问责范围和问责对象。
即明确相关责任主体在哪些方面负有责任，如在经济收支、学生教育与管理、学校专业水平、学生可持续发展以及资源利用效率等方面接受问责。
[38]最后，要通过立法，建立包括刑事责任、行政责任、政治责任和道义责任在内的完整的责任体系，细化各方责任并依法保障责任追究机制的落实。
目前，我国教育督导制度正不断完善，县以上人民政府都建立了教育督导机构，一整套强有力的监督机制正在逐步建立，这也是问责制得以真正落实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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