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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改革创新要坚持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
教育改革创新有两条基本的道路，一条是自上而下，另一条是自下而上。
回顾中国教育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历史，人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受制于我国的政治体制和管理体制，我国教育改革基本上采取的是自上而下的路径。
这主要表现在：每一时期教育改革的主体都是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各级地方政府负责具体落实中央政府的改革设想，并为改革的成功创造必要条件；每一时期教育改革基本上都是由政府根据自己在这一时期的核心任务提出改革目标，确定改革内容，设计改革进程；每一时期的教育改革从政策制定、政策实施、效果评价到保障机制都是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学校、从学校到教师逐级传递，分级执行。
尽管在这个过程中政府决策部门也逐渐重视来自教育第一线的意见和建议，召开各种各样的座谈会或征求意见会，但是总体来说，改革的核心议题不是由教育第一线的校长和教师们拟定的，而是由政府根据党和国家不同时期的经济社会发展任务确定的；改革的节奏不是由教育第一线的校长和老师们把握的，而是由教育行政部门设定的。
为了使改革能够顺利进行，政府往往借助于行政和舆论的双重力量进行动员和推进。
行政的力量就是对改革政策执行不力者进行行政问责。
舆论的力量就是通过政府管理的主流媒体进行宣传和呼吁，积极介绍正面的典型经验。
这种由政府主导的、自上而下的、得到行政和舆论力量双重支持的教育改革路径与我国的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有密切关系，有利于集中力量进行大规模的统一变革，有利于改革的全面推进，有利于强化政府部门对于改革的责任感。
自上而下的教育改革使各级政府行政官员特别是教育行政官员处于改革的核心、主导和主动的地位，具有很大的责任和权力，而将学校管理者、教师、学生、家长及更广泛的社会利益群体从总体上置于边缘、依附和次要的位置。
教育改革的推进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宣传动员，依赖于开会、发文件、抓头头、检查落实、典型经验学习、政府绩效评估等方式方法。
这种改革路径的优点在于政策执行力度大、改革效率高、改革过程比较容易控制。
依照中国的教育国情，这种路径选择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仍然具有较高程度的合理性。
但是，一些改革实践说明，这种路径选择也存在一些无法规避的风险。
首先，各级政府在自上而下的改革中要承担很大的责任，不仅要为改革提供额外的、有足够吸引力的公共资源保障，而且还要承担可能的政治成本。
如果一项教育改革措施不能够取得预期成效或者有损于一部分学生或家长的教育利益，那么政府就首当其冲地成为被批评的对象，成为教育舆论批评的中心。
在一个媒体发达的时代，如果政府经常成为舆论批评的对象，客观上会降低政府本身的公信力，极大地影响政府行为的合法性。
其次，自上而下的改革容易滋长下级部门、大中小学校和老师们“自主改革的惰性”
，逐步丧失自主改革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最后，采取自上而下改革路径所面临的另一困扰是支持改革的理论、数据或信息的不充分性。
这种不充分性一方面来源于改革行为自身的性质和围绕改革调研范围的有限性；另一方面来源于调查或征求意见中当事人的“讨好”
行为，未能充分地反映真实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施行改革，很容易出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的现象。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观察了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实践后指出，“有助于教育改革成功的三个主要有关方面：一是当地社区，尤其是家长、校长和教师；二是公共当局；三是国际社会。
过去的许多排斥现象都是由于其中的一方或另一方参与不足造成的。
自上而下或从外部强制推进教育改革的种种尝试显然都失败了”
[22]。
教育改革创新除了传统的自上而下的路径外，还要高度重视自下而上的路径，要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比较起来，自下而上的路径更加强调微观的教育变革，更加强调学校和教师的改革主体性，更加强调专业学会和社区的参与，更加强调具体问题的有效解决。
可以相信，只有当教育一线的教师和校长们形成了教育改革的自主意识并能够根据社会发展、学校发展和学生发展的要求不断地变革学校的时候，只有当自上而下的改革致力于为自下而上的改革创造更好的体制、制度和政策条件时，只有当教育改革成为一种不断自我完善的日常教育实践而不是一种社会运动时，教育改革才能成为真正地从政治层面走向日常生活层面，才能不断增强整个教育体系的活力和适应性。
自上而下的改革和自下而上的改革相结合是教育改革走向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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