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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在合，“节”
重在分；重在分所以重在不犯不乱，这就带上消极性了。
向来论气节的，大概总从东汉末年的党祸起头。
那是所谓处士横议的时代。
在野的士人纷纷的批评和攻击宦官们的贪污政治，中心似乎在太学。
这些在野的士人虽然没有严密的组织，却已经在联合起来，并且博得了人民的同情。
宦官们害怕了，于是乎逮捕拘禁那些领导人。
这就是所谓“党锢”
或“钩党”
，“钩”
是“钩连”
的意思。
从这两个名称上可以见出这是一种群众的力量。
那时逃亡的党人，家家愿意收容着，所谓“望门投止”
，也可以见出人民的态度，这种党人，大家尊为气节之士。
气是敢作敢为，节是有所不为——有所不为也就是不合作。
这敢作敢为是以集体的力量为基础的，跟孟子的“浩然之气”
与世俗所谓“义气”
只注重领导者的个人不一样。
后来宋朝几千太学生请愿罢免奸臣，以及明朝东林党的攻击宦官，都是集体运动，也都是气节的表现。
但是这种表现里似乎积极的“气”
更重于消极的“节”
。
在专制时代的种种社会条件之下，集体的行动是不容易表现的，于是士人的立身处世就偏向了“节”
这个标准。
在朝的要做忠臣。
这种忠节或是表现在冒犯君主尊严的直谏上，有时因此牺牲性命；或是表现在不做新朝的官甚至以身殉国上。
忠而至于死，那是忠而又烈了。
在野的要做清高之士，这种人表示不愿和在朝的人合作，因而游离于现实之外；或者更逃避到山林之中，那就是隐逸之士了。
这两种节，忠节与高节，都是个人的消极的表现。
忠节至多造就一些失败的英雄，高节更只能造就一些明哲保身的自了汉，甚至于一些虚无主义者。
原来气是动的，可以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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