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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痕迹，因此，认定雍正时期并无吕四娘其人。
换句话说，就是真有这么一位武功超群、衔仇雪恨的女子，她也难有刺杀雍正皇帝的可能。
如果雍正帝不是被刺而死，那么，他的暴死是否正常死亡？能说明此点的权威资料当属逐日记载皇帝一举一动的《起居注册》。
这里不妨简略引述关于雍正死前两天的具体记载：“八月二十一日，上不豫，仍办事如常。”
“八月二十二日，上不豫。
子宝亲王、和亲王朝夕侍侧。
戌时，上疾大惭，召诸王、内大臣及大学士至寝宫，授受遗诏。”
皇帝的《起居注册》是官方的记载，如果认为不大可信，下面不妨对照亲历此事的大臣们的记录，或许可以看到较为真实的情况。
先看看《张廷玉自撰年谱》中的有关记载：
“八月二十日，圣躬偶尔违和，犹听政如常。
廷玉每日晋见，未尝有间。
二十二日漏将二鼓，方就寝，忽闻宣召甚急。
痰起整衣，趋至圆明园，内侍三四辈待于园之西南门。
引至寝宫，姑知上疾大惭，惊驻欲绝。
庄亲王、果亲王、大学士鄂尔泰、公丰盛颠、纳亲、内大臣海望先后至，同至御榻前请安出，候于阶下。
大医进药罔效，至二十三日子时，龙驭上宾矣……廷玉与鄂尔奉告二王诸大臣曰：‘大行皇帝固传位大事亲书密旨，曾示我二人，外此无有知者。
此旨收藏宫中，应即请出，以正大统。
’王大臣曰：‘然。
’”
张廷玉的这些记载均为亲笔，比较可信，细细对照雍正临终前的情况，与《起居注册》的记录基本是一致的。
下面再看《鄂尔泰行状》中的记述：
“世宗晚年，召公宿禁中，逾月不出，人皆不测上意，公亦自危。
八月二十二日夜，世宗升避，召受顾命者惟公一人。
公恸哭捧遣诏，从圆明园入禁城。
深夜无马，骑煤骡而奔，拥今上登基，宿禁中七昼夜始出……”
张、鄂同为雍正所倚重的大臣，又都是他临终前的见证人。
然而把两则史料略一对照，就不难发现有些问题：一、《行状》说雍正皇帝临终时只有鄂尔泰一人随侍在侧，这与张廷玉《年谱》中的说法大相径庭。
二、张说传位密诏雍正帝早已向他和鄂尔泰出示过，而《行状》则说仅向鄂尔泰一人口授，他又连夜骑煤骡入紫禁城传达，可见“今上”
即当时的宝亲王也就是以后的乾隆皇帝并没有“朝夕侍侧”
。
更奇怪的是，像传位遗诏这样事关社稷命运的重要文件，雍正竟然只交给鄂尔泰一人传达，连个护送人也没带上，显然让人难以置信。
而且这也不符合历史事实。
据乾隆帝在《钦定储贰金鉴》序言中说，预立传位密诏，始自乃父雍正皇帝，这种超级绝密文件一定早已写好，开启时也应众人在场，决不会匆匆忙忙地处置这种大事。
从以上对照来看，张廷玉与鄂尔泰二人的说法如此矛盾，到底哪个为真？相比之下还是张廷玉《年谱》中的记载比较可信。
应该指出的是，《鄂尔泰行状》出自清代才子袁枚之手，并非第一手材料，其中是否有粉饰不实之词，或故意抬高鄂尔泰的地位，很值得怀疑。
不过，这两则史料都说雍正临终之时，没有亲自宣布遗诏，说明很可能进入昏迷状态，否则，像这么重要的大事，以雍正的性格和处世作风，他决不会轻易撒手。
但是，也有人不同意以上这此说法，认为雍正真正的死因是他迷信鬼神，乱服丹药而中毒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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