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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孝公见了景监怒气冲冲地说：“你所荐举的那个人只不过是一个狂妄之徒而已，哪能担当重任呢?”
景监对公孙鞅责怪不已，公孙鞅请求五日后孝公能再次接见。
第二次见孝公，公孙鞅向他讲起了三王的治国之道，孝公听了，虽没有再打瞌睡，也并未被公孙鞅的言辞打动。
公孙鞅见目的未达，只好又一次求见，这次他向孝公讲起了五霸的治国之术，孝公这次表露出前所未有的兴趣。
公孙鞅见孝公喜霸术而不爱王道，就在随后的一次长谈中大讲富国强兵之道，孝公听得入了神，竟不知不觉地将身子往前凑了又凑，不无感慨地说：“先生所说的帝王之道，我并非不愿实行，只是达到五帝三王治国的那种至善至淳的境地，太遥远了，我如何等得及?真正的贤君，应当在自己的有生之年显名天下功成名就啊!”
通过这几次的会见、交谈，孝公决定起用公孙鞅，把振兴秦国富国强兵的重任委托于他。
公孙鞅在分析了秦国的形势后，准备推行法家的治国之术来整饬秦国的朝纲，严明法纪，改变当前贫穷积弱的局面。
要做到这些，首先必须改变秦国旧有的法令制度、陈规陋习。
他把这种想法向孝公陈述，恰与孝公不谋而合。
但孝公又深深地忧虑，他知道自己国内旧贵族的势力太大了，如果猝然实行变法，那些权臣贵戚会不会因惧怕而阻挠呢?在疑虑与徘徊中，时光悄悄溜走了许多。
针对孝公的心情，公孙鞅劝说道：“迟疑不决的人很难成就功名，犹豫不断的事不会有什么功效。
既然要变法，就必须决断。
不要担心别人反对。
有高行的人，在世上一定会遭人非议。
有独见的人，也一定会遭他人诋毁。
愚钝不化的人在别人事成之后还迷惑万端，而真正的智能之士在事发以前已洞悉明嘹。
常言道，‘民可与乐成而不可与虑始’，讲究德尚的人是不与世俗同流的，欲成功名者决不会左顾右盼求助于他人。
对圣者而言，只要能够强国，便毋须遵循旧规；只要有利于百姓，又何必重蹈旧礼!”
这一席话把孝公说得茅塞顿开，但反对的人还是放出了厥词。
贵族甘龙对孝公说：“臣不以为如此。
圣人不改变人民的风俗习惯便能实行教化，智士不改变原有的法度便可达到大治。
按旧有的习俗去教化。
不用劳神费思便可成功；按原有的法度去治理，官吏们得心应手，百姓也能安居乐业。”
公孙鞅严词反驳道：“甘龙大人所言，未免太流于世俗了，只有寻常之辈才会拘于旧有的习俗，只有亦步亦趋的人才会像书呆子恪守教条，这两种人去做官守法还可以，却不是可以与之讨论成法之外的道理的人。
三代的礼法不同，却依次称王；五霸的令规各异，也先后成霸。
贤能之士会适时变更礼法，不足成器之徒才墨守陈规拘于旧礼!”
公孙鞅的滔滔雄辩压倒了甘龙的气势，但另一个贵族杜挚却发难了，他在孝公面前一字一顿地说：“没有百倍的好处，不改变旧法度；没有十倍的功效，不改造旧器具。
师法古制没有什么过错，遵循旧礼也没有什么偏差。”
公孙鞅听了这些，把锋芒转向他，劝孝公道：“治理天下不能死守一法，欲利国家不能只学古制。
因此，商汤周武没有拘于旧礼王道大兴，夏桀殷纣没有更改礼法身败国亡。
由此可见，反对古制的人不应该非议，遵循古制的人不一定值得赞美!”
公孙鞅的滔滔雄辩，旁征博引，驳得那些旧贵族哑口无言，也深深打动了孝公的心。
孝公变法的决心越来越坚定，终于在公元前359年，任命公孙鞅制定变法律令，向全国颁布了第一道新法——《垦草令》，并由此拉开了一场大规模变法的序幕。
点评：
光有远大的理想、卓越的才能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必须讨诸行动，坚持不懈，在行动中寻找机会，把握机会，从而为自己的才能找到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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