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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六年（540年）时，朱异已经贵为散骑常侍、右卫将军，每天都要处理大量的政务，可说是“日理万机”
。
然而有一天朱异却郑重其事地向武帝请求，要在仪贤堂内设学，主讲《老子义》。
梁武帝欣然同意。
朱异开讲之日，“朝士及道俗听者千余人，为一时之盛。”
此事过后不久，朱异又在建康城西的士林馆内宣讲起《礼记·中庸义》。
朱异何以在百忙之中又如此热衷于讲学授徒之事?原因在于，他所宣讲的这两篇著作，全都是出自梁武帝之手!讲授当朝天子的著作，既可借歌颂梁武帝的精思睿智之机大献其媚，又可顺便抬高自己的身价，这种一举两得的好事，他当然要不辞辛劳地抢着干了。
正是因为朱异其人的人格卑下，所以当时他虽然位高权重，可是却“不为物议所归”
，名声很臭，为正直人士所鄙视。
有一次，一个名叫傅歧的大臣当面提醒朱异说：“今圣上委政于君，安得每事从旨?顷者外闻殊有异论”
。
傅歧本想利用朝野舆论来向朱异施加压力，谁知朱异却反唇相讥道：“政言我不能谏争耳。
当今天子圣明，吾岂可以其所闻干忤天听?”
傅歧对此十分气愤，斥责朱异是“恃谄以求容，肆辨以拒谏，闻难而不惧，知恶而不改”
。
朱异以所谓“天子圣明”
来为自己辩护，这纯属自欺欺人。
根据《魏书·岛夷萧衍传》的记载，梁武帝一贯“好人佞己”
，喜谀恶谏，而且是“末年尤甚”
。
朱异之所以在梁武帝面前“不能谏争”
，“每事从旨”
，原因就在这里。
朱异对梁武帝一味阿谀逢迎，“恃谄以求容”
，的确曾经给他个人带来了富贵荣华，但最终却是因此而酿成了一场祸害国家与民众的大灾难。
太清元年（547年）二月，在北朝政治争夺中失势的侯景为保全自己而向梁武帝请降。
梁武帝一心打算接纳他，但朝中许多大臣却纷起反对。
认为侯景为人狡猾多计，反复无常，难以驾驭，不可引狼入室。
于是，事情一时就被搁置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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