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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重要的是，主教们只抱有一个目的，只向一个目标坚韧不拔地前进。
他们所做所说所想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为了使在凡世代表上帝意志的教会更为强大有力。
以后十个世纪的历史表明，他们的努力是卓有成效的。
当时野蛮部落横扫欧洲大陆，在风卷残云的冲击下，帝国的围墙一面面倒塌了，上千个像巴比伦平原那样古老的体制像垃圾一样七零八落，只有教堂坚如磐石，在各个时代，尤其在中世纪，犹如中流砥柱。
胜利虽然最后到手了，但是他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基督教虽然起源于马厩，却可以被允许在宫殿里寿终正寝。
它本是以抗议政府起家的，然而后来自命能沟通人与神联系的神父却坚持让每一个凡世庸人做到无条件地服从，基督教本来带有变革色彩，但日后不断发展，在不到一百年的时间里竟形成了新的神权政治集团。
古老的犹太国家与之相比，倒成了幸福无虑的臣民居住的温和自由的联邦。
然而这一切又合乎逻辑，不可避免。
我下面要进一步说明。
大多数游览罗马的人都要去看看科利西姆，在饱经风沙的围墙里，人们可以看到一块凹地，数千名基督徒曾经在这里倒下，成为罗马专制的牺牲品。
不过尽管确有几次对新信仰倡导者追随者的迫害，却都与宗教的不宽容无关。
迫害全是出于政治原因。
基督教作为一个宗教派别，享有最广泛的自由。
但是，基督徒公开宣布自己由于宗教道德而拒服兵役，甚至当国家受到外国侵略时还大吹大擂什么和平主义，而且不分场合公开诋毁土地法律。
这些教徒作为国家的敌人，被处决了。
基督徒是按照头脑中的神圣信条行事的，但普通的警方法官不管这个，基督徒极力解释自己的道德本质，可是长官大人却迷惑不解，一窍不通。
罗马的治安长官毕竟是也是人，他们突然发现，他应召而来进行审判，可是犯人陈述的道理在他看来却不过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弄得他简直不知所措。
长期的经验告诉他，对神学中争论的问题应采取超脱态度，他还记得许多皇帝在敕令中曾经告诫公职人员，对付新教派要圆滑老练，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企图说理。
可是当全部争论集中到一个原则问题的时候，一切逻辑方法又都徒劳无功了。
最后，治安长官就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要么放弃法律的尊严，要么坚决捍卫至高无上的国家最高权力。
显然，牢狱之灾和严刑拷打对于基督徒来说简直微不足道，因为他们坚信，生命只有在死亡之后才会开始，一想到可以离开这黑暗的人间，享受天堂的欢乐，便兴奋不已。
就这样，罗马当局和基督教徒之间痛苦而漫长的游击战争开始了。
究竟有多少人丧生，我们没有死亡人数的官方统计资料。
按照公元三世纪的著名神父奥利金[4]（他的一些亲戚在亚历山大城的一次迫害中被杀死了）的说法，“为信念而死的真正基督徒的数目还是可以统计出来的。”
我们只要仔细研究一下早期基督教圣人的生平，就会发现许多鲜血淋淋的故事；我们不禁奇怪，一个屡遭迫害杀戮的宗教怎么会留存下来呢？
不论我提供什么样的数据，肯定会有人指责我心怀偏见，是个大骗子。
我且在这里持保留意见，让读者自己去下结论吧。
人们只要看一看罗马德西乌斯皇帝[5]和瓦勒良皇帝[6]的一生，便可以较为清楚地了解，迫害最猖獗时罗马专制的真正本性。
如果你们还记得，就连马可·奥勒留[7]这样睿智而开明的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没有很好地处理与基督教众的关系；你们就能理解偏居于帝国一角的无名小吏们的两难处境了本想尽忠职守的芝麻官，不是必须背弃自己的就职誓词，就是必须处死自己的亲朋好友，因为这些亲朋好友不能也不愿意服从帝国政府为保存自己而制定的几项简单法令。
与此同时，基督徒没有受异教臣民的假惺惺的伤感的迷惑，他们还在继续稳步扩大自己的影响。
终于，在四世纪后期，罗马元老院里的基督徒上诉说，在异教偶像的阴影下面过日子实在有伤感情，请求格拉提安[8]皇帝把胜利女神像搬走。
于是，这座矗立在恺撒建立的宫殿里达四百年之久的神像从此远居他乡了。
几个元老曾经表示抗议，但是无济于事，反而导致了一些人被流放。
这时，远近闻名的忠诚爱国者叙马库斯[9]挥笔写下了一封流传后世的信函，信中他提出了折中的建议。
“为什么，”
他问道，“我们异教徒与基督徒比邻而不能和平相处呢？我们仰面看到同样的星空，并肩走在同一块土地上，住在同一苍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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