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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这些，似乎放弃研究历史，搞短篇小说或搞房地产更明智些。
但这是服输认栽，我要坚持自己的工作，尽量记住在秩序井然的国度里，每个正直的公民都应该有权表白、思考和陈述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只要不干涉他人的幸福、不破坏文明社会的礼仪和不违背当地警察局的制度就行。
当然，这使我备录在案，成为所有官方出版审察的敌人。
依我之见，警方应该追查的倒是那些为了私利而印刷的色情杂志和报纸。
至于其他的，谁愿意印什么就由他去印吧。
我讲这些并不是说我是理想主义者或改革家，我很讲实际，最憎恶浪费精力，也很熟悉过去五百年的历史。
这段历史清楚地表明，对文字和言论的任何暴力压服都没有过任何益处。
胡言蠢话就如同炸药，只有放在狭小密封的容器里，再加上外力的打击，才会产生危险。
如果放任一个可怜虫去讲演，他至多只能招来几个好奇的听众，他的苦心只会成为大家的笑柄。
同一个人，如果被目不识丁的粗鲁的地方长官戴上手铐，送进监狱，再判处三十五年的单独囚禁，那他就会变成大家同情的对象，最后还会被誉为烈士。
但是要记住。
既有为好事献身的烈士，也有为坏事送命的亡命徒，后者手段狡猾，人们无从知道他们下一步要干什么。
因此我主张，由他们去说去写吧。
如果说的是至理名言，我们就应该知道，如不然，也会很快被忘记。
希腊人似乎意识到了这一点，罗马人在帝国时代之前也是这样做的。
但是一俟罗马军队总司令成为帝国半神半人的人物、成为朱比特的远亲、远远地离开了普通民众，一切就都改变了。
“欺君犯上”
的滔天罪名被炮制出笼。
这是一种政治罪，从奥古斯都[3]时代到查士丁尼当政时期，许多人仅仅由于上谏直言稍有冒犯，便被投入监狱。
但如果人们把罗马皇帝束之高阁不去搭理，也就没什么谈话题目可忌讳了。
到了教会统治世界的时候，快乐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
耶稣死后没几年，善与恶、正统与异教之间便有了明确的分界线。
一世纪后期，圣徒保罗在小亚细亚的以弗所[4]附近周游了很长时间。
那个地方的护身符和符咒是闻名已久的。
保罗四处传教，驱逐魔鬼，获得极大成功，使许多人承认了自己的异教错误。
作为忏悔的象征，人们在一个晴空万里的一天，带着魔法书聚在一起，把价值一万多美元的秘密符咒付之一炬，你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可以读到这些记载。
不过这完全是出于忏悔罪人的自愿，《使徒行传》上并没有说保罗曾经禁止过其他依弗索斯人阅读或藏有这些东西。
直到一个世纪以后，才迈出了这一步。
以弗所城的一些主教发出命令，凡载有圣徒保罗的书都是禁书，忠诚的信徒不应当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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