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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对“文”
这一概念有着截然对立的两种认识。
[20]一方面，他们将“文”
视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客观现象，可供观察和分析。
依此理论，天文的失序昭示出人类世界的无序，尤指统治者的失德。
“人文”
成为政治的参数，尤其是书写话语能显示出统治的状况。
另一方面，“文”
被视为传统文学创作心理学的一个构成要素，归属于表现观：“文”
是人内心感情的图式，它主要体现在文学中，也体现在音乐和礼仪中。
五人对“文”
的认知亦体现于文学批评中。
麦氏将文学批评大致划为三种类型：规定性批评（prescriptivecriticism），旨在制定作诗之法；描述性批评（descriptivecriticism），主要阐述文学作品；理论性批评（theoreticalcriticism），讨论文学的本质与功用、创作心理等问题。
[21]麦氏指出，这或许是安史之乱后二十年间批评活动的特色，亦是其所要研究的五人的文学批评的一大特点。
他们五人进一步阐明了中国文学批评传统中最为引人注目的一些洞见，集中讨论文学和社会的关系以及文学的心理根源。
他们在文学理论方面的见解依然基于“文”
这一概念。
第一，“文”
是社会的客观现象，可以看成是国家政治状态的晴雨表。
第二，“文”
是表现心理的要素，是内心感情的图样，通过音乐、礼仪和文学表现出来。
第一种含义，认为文学的本质与产生该文学的社会环境有关，用现代的术语即可称为“文学历史主义”
（literaryhistorism）。
例如，颜真卿就认为，上古帝王经由“文”
来显其德，进而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帝庸作而君臣动色，王绎竭而风化不行，政之兴衰，实系于此。”
李华更为明确地指出，作者性格与时代风气是文学中两个决定性力量。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
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
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
五人都谈到《国风》的创作原则，而官方则通过搜集整理民歌，借以了解民众对政府的态度。
到了8世纪中叶，这一观点又在创作层次上得到高度的重视。
元结就引导了这一发展。
他仿作了一系列民歌，在安史之乱前还曾亲赴淮河下游搜集民歌。
[22]
从另一方面来看，五人也从事同代人文集的评论，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这种愿望促使他们不仅探讨文学的社会起源和社会效果，而且发掘出了另一领域。
这就是文学的心理根源，强调“文”
的表现层面。
麦氏以独孤及和李华的相关言论为例做了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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