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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意味着“诗歌创作的冲动来自诗人通过艺术语言表达其精神境界及其行为的欲望”
。
为了进一步说明“诗言志”
的抒情内涵，高友工列举了中国人文传统中关于“诗言志”
的几种不同的论断：“其一，在人的各种努力中，自己或他人对其自身的内心状态的理解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其二，达到这一理解的理想或许也是唯一的途径是：超越表面与有形的意义，进而把握内在精神的实质；其三，寻常的语言对于保存并传达这一内在精神是一种残缺不全的手段，只有艺术的语言才能完成这一表述的行动。”
[84]他继而认为，“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之类出于《诗经》的句子，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内在”
（心）及其“表述”
（言）之间的交互作用。
“内心世界通过艺术的客体化，既能让自我得以表现，又能使自我被人认识。
对于这一传情达意的行动至关重要的是两个进程：内在化与形式化，它们是理论这一美学性质的关键。”
[85]
由于为中国的“言志传统”
设置了抒情这样一个逻辑前提，因此高友工并没有完全遵循中国传统诗学中对于“志”
的解读思路，而是从情感的生发机制出发，对之进行了西学传统意义上的学理阐释。
在中国传统诗学中，事实上并没有对“情”
或“志”
做明显的主客和内外的二元界定。
而高友工在谈及“言志”
时，则试图通过自己的理解来阐明中国诗学传统中不被重视的主客和内外的关系问题。
他把“抒情过程”
与“描述过程”
，分为“物境”
与“心境”
两个内外相通的对照，并认为“作品作为表现而言，则不仅是表现此时此地的心境、物境，它更希望能表现作者的整个人格理想；故而‘意识形态’的研究是发掘出作者在作品（及他所有的作品）中所潜藏的个人的价值观念。
这也是就文学史中作家意识形态的发展表现来看作品创作的价值、理想和意义”
[86]。
高友工在这里提出了“物境”
“心境”
“个人的价值”
和“意识形态”
四个概念，认为这四个概念范畴相互渗透，交互出现在中国的抒情传统之中。
“外在的‘物境’也可以通过传移关系进入‘心境’。
一方面，由于‘感觉’的传移，外在世界可以成为我们的印象、记忆以及想象；另一方面，由于个人的‘心志’可以导致具体的‘传移’行动而影响此一外在物境。
当然具体的传移活动并不限于力的传移以导引表面上的改变；以我们的交流形成一种传移可以影响别人的心志，这也许是一种更重要的传移。
这也就把我们的‘心境’真正地带到创造表现的活动上来了。”
[87]高友工认为，一个人的生命价值是蕴含在具体的“心境”
当中的，“如‘心境’之存在为人生之价值，那么此‘心境’能在其他人的‘心境’中继续存在，则是艺术创作的一种理想，可以与‘立功、立德’相比拟”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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