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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具例，高氏详细论析了在对《牡丹亭》一剧的接受过程中，许多女性受众是如何饱含**地参与到对“情”
的评说之中的。
这不仅可以以《吴吴山三妇合评牡丹亭还魂记》这一记录文本为证，高彦颐还发现：“大量明清女性发表过对《牡丹亭》的评论”
，并几乎不约而同地一致将“情”
的价值置于首要的位置，而由此产生的文学阅读与批评实践，也促成了在实际情感生活中女性对平等与合作式的两性关系的重新认识。
[148]孙康宜则积极地评价了钟惺对“清”
这一传统文论范畴的阐述，认为钟惺明确地用“清”
的范畴来概括女性诗歌的特点，可谓深契于女性与生俱来的性情特点。
[149]而在另一篇论文《从文学批评里的“经典论”
看明清才女诗歌的经典化》中，孙康宜更对“清”
的范畴做了文论史上的系统梳理，指出在钟惺那里，由于将对传统文论对“清”
的解说转接到了对女性特质及其诗词的评价上，因此造成了一种意义的移位，可谓颇具只眼。
[150]也有学者提出，只有将明清时期女性写作力量的获取放到传统儒家关于“文”
的语境中去考量，才有可能理解受过教育的那些女性是在哪里重新定位自己的。
[151]另如方秀洁等人，则提出有必要将晚明女性书写批评置于当时的主流文学批评语境中加以识别，认为明中后期两个阶段（1550—1560和1620—1630）出现的女性诗歌选本并不是孤立的现象。
借助于对隐含其中的批评与编辑思想的分析，可以发现，其与同时期的两大批评思潮，即前期的复古主义文论、后期的反复古主义文论（性灵派）均存在观念上的相应关系。
由此可见，主导性文论思想及其转换均会显在或潜在地辐射到女性选集的编辑理念上。
[152]很明显，以上所有这些论述的展开绝不等于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的文论研究理路的重沓。
如果没有女性主义的问题框架，不仅不可能出现对这一新的文论空间的开拓，同时也不可能出现对这些史料的富有新意的探索。
全面地回顾这一阶段性别研究的成果，毫无疑问，我们可以发现，在女性书写的范围中，更多的研究还是集中在跨语域的领域，即在抹去创作与批评的界限（甚至于文学与文化的界限等）的情况下进行的。
换言之，是以女性主义的某一问题域或理论为出发点，重新寻求及组织探索的进路的。
在这样一种思想的指导下，学者们大量地取用了新近出现的文化研究与文化理论的资源，诸如权力与协商、文化资本与社会再生产、日常生活与消费娱乐、身份特征与文化建构、意识形态与表征模式、结构与能动性、话语策略与经典解构、公共空间与私性领域、阶级与性别等概念与理论话语，频繁与密集地将其织入关于女性文化文学分析的纹路中，以至于铸成了一种全然不同于以往的研究范型。
这也是一个颇富魅力的话题，许多学者均参与其中，并贡献了十分丰富的成果。
如取其大端来看，我们也能大致察知包含在这一研究中的一套写作策略与目标，及对固有的现代性话语，即那种将中国女性想当然地视为传统制度受害者的观念进行祛魅的强烈冲动。
就后一点而言，尽管研究者之间仍存在某些意见上的分歧[153]，但无论是认为男女之间属于互补型、伙伴型关系，还是支配性结构中的差异性关系等，均赋予了传统女性某种积极的历史能动性，肯定了她们在日常生活与文艺生活中所展露的丰富才性与智慧。
而这点，也被学者们看作对普遍性西方话语模式的一种偏离，甚至抵制。
或如孙康宜所说，这也是“中西文化研究的差异”
[154]。
如此而言，对中国女性文学及其批评思想的深入研究，不仅会比较全面地改变与提升中国妇女史研究的面貌，也会给西方的批评理论带来某些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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