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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字与汉诗关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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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文诗解》第一部分“汉诗作诗之法”
中，德庇时就曾指出：“长期以来似乎有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汉诗的全部优势来自对汉字奇特而富于幻想的选择，以及对其偏旁部首的考虑。”
[184]虽然德庇时在这方面未及展开，然其关于汉字作为汉诗媒介重要意义的零星表述，却在费诺罗萨的汉字诗学理论和鲍瑟尔、艾米·洛威尔、艾斯珂等人的汉字结构分解理论中遽成气候。
20世纪初，费诺罗萨发表《作为诗歌介质的汉语书写文字》，突出强调汉字之于汉诗表达的独特媒介作用，通过分析汉字结构本身去挖掘汉字字面内外之意涵，以求更为形象生动地揭示诗歌的“言外之意”
。
费诺罗萨将汉字的意义从诗学、美学的维度展开，演绎出一整套汉字诗学的理论。
在费诺罗萨的影响之下，英国汉学家鲍瑟尔撰写了《中国诗歌精神》（ThespiritofesePoetry），认为每一个汉字就是一首诗，用汉字组合起来的汉诗是感悟的而非分析的，是隐喻的而非实指的。
美国人艾斯珂在其与洛威尔合译的汉诗本《松花笺》（Fir-FlowerTablet）的序言中提出了解读汉诗的“拆字法”
，认为汉诗之美在于汉字之形体与偏旁部件之意涵，此二者有助于彰显与表达诗歌整体潜在之诗意。
1.汉字诗学论
费诺罗萨是美国诗人、文学理论家。
他长期旅居日本，研治中日传统艺术。
在日本汉学家森槐南（KainanMori）的帮助下，学习汉语和汉诗，希冀为西方文学艺术探寻东方资源。
正如著名意象派诗人庞德所说，“他的头脑中总是充满了对东西艺术异同的比较。
对他来说，异国的东西总是颇有禆益。
他盼望见到一个美国的文艺复兴”
[185]。
归结而言，费诺罗萨的研究目的在于通过对差异性现象的关照，试图找到一种诉诸视觉的形象语言，抑或说是一种视觉诗，为美国诗歌注入新的生命力。
他认为，艺术需要的是综合思维，而非西方的分析性思维。
综合性思维往往不需要抽象语言，而是源于一种包孕性的语言，一些富于趣味、意义隽永的词语，其本身已经充荷着丰富的意义，一如原子之核，可以向广袤无垠的四周放射光辉。
在费诺罗萨看来，西方的拼音文字受制于语法、逻辑等要素，过多地重视分析与抽象；而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却包含一个栩栩如生、可触可见的感性世界，本身就是一首天然的诗。
临终前，费诺罗萨写下了《作为诗歌介质的汉语书写文字》，以汉字的形象性为基点，引申出三个重要的诗学论点：运动说、隐喻说以及弦外之音说。
（1）运动说
在这篇后来被看作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文章中，费氏认为，汉字的表记远不仅仅是武断的符号，其基础是记录自然运动的一种生动的速写图画。
[186]首先，自然是不断运动的，因此汉字呈现的是自然物体运动的图画。
考察一下即可看出，大部分原始的汉字，甚至所谓部首，都是动作或过程的速记图画。
例如，意为“说话”
的表意字“言”
是一张嘴，有一个“二”
字和一团火从中飞出；意为“困难地生长”
的表意字“芚”
是一棵草带着盘曲的根。
尤其是，当我们从单纯的起始性的图画转向复合字时，这种存在于大自然和汉字中的动词品质，就更加引人注目，更加富于诗意。
在这种复合中，两个事物相加并不产生第三物，而是暗示两者之间一种根本性的关系。
例如，意为“集体用餐伙伴”
的表意字“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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