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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雅俗界限的模糊与消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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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俗观念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观念，它的演进与中国文化的发展是同步的。
以小说为代表的中国叙事文学，长期以来被视为俗文学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英美汉学家非常清楚小说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状况，十分熟悉小说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这种由来已久的地位低下的事实，但他们在处理中国的小说文本时，并没有视小说为“小道”
的先入之见，而是在历史形成的小说和诗文雅俗对立关系面前，最大可能地保持了一种开放的态度。
他们不仅重视不同层次间的沟通，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模糊甚至消弭了一直横亘于小说和诗文传统之间的雅俗界限。
倪豪士在《略论9世纪晚期的中国传统小说与社会》（SomePreliminaryRemarksonFi，theClassicalTraditionaeurya）一文中明确指出，虽然从事中国传统小说写作的人多来自较低的社会和经济阶层，但类似柳宗元的《负贩传》《天对》，孙樵的《书褒城驿壁》、罗隐的《越妇言》、陆龟蒙的《招野龙对》等唐代的古文小说的产生，不仅满足了作者的需求和读者的口味，而且起到了弱化传统、刺激社会变革的作用。
唐代的古文小说家以一种隐含的“述而作”
的诉求变革了儒家“述而不作”
的传统，对后继的宋代文学在许多方面都产生了影响。
[236]与中国文论传统中把小说界定为“引车卖浆者之流”
的边缘文学形态不同，倪豪士把唐代传奇虚构风格的兴起提升到了中国文学史的高度，并将其和经学阐释的发展并置，本身就是对中国文论传统中雅俗观念的颠覆。
和倪豪士不同，阿德金斯（CurtisP.Adkins）借助荣格和弗莱的理论，从原型的角度分析了唐传奇及其早期叙事文学中的英雄形象。
阿德金斯的逻辑是，因为英雄在生活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所以描写英雄的小说的地位也就不可小视。
他认为，传奇中原型英雄的形成和三方面的因素密切相关。
首先，传奇文本中的英雄原型必然是作者所熟悉的，甚至就是其自身的写照，有时则来自具有相似的社会、经济和教育背景的群体。
这样，传奇作品通过把一个学者描绘成杰出的人物，作者本人不仅可以展示自己的不凡身世，也可以使别人看到自己与众不同的命运形象。
其次，阿德金斯认为，“个人”
（individuals）是现代小说的特征，“类型”
（types）是传统小说的特征，而唐代传奇中的英雄形象虽然不是为了塑造真人，但是也并非一些定型化了的或者象征性的人物形象。
最后，阿德金斯认为，唐传奇英雄人物的一些附加特征直接源于受教育的士人阶层，特别是那些学者型英雄人物，不仅精通诗艺，而且都深受儒家忠孝仁义等观念的浸渍。
[237]阿德金斯所概括的这种唐传奇人物塑造方式本身就说明，唐传奇已经在创作动机、人物形象和价值取向等方面上超越了中国小说观念中的雅俗形态，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具备了现代小说形态的雏形。
关于这一点，韩南和阿德金斯的观点十分接近。
韩南在谈到“才华小说”
（virtuosostory）时指出，才华小说里的每篇故事的主角都是诗人，并且大多是真有其人而非杜撰。
不管是白话还是文言的“才华小说”
，其主角类型都是比较受重视的人物，通常都是文人。
这类小说多限于描写文人的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
通过对文人生活方式及价值观念的表现，小说呈现出了某一社会阶层的“社会亲和关系”
（soities）。
[238]由此观念出发，韩南在谈及李渔的小说创作时认为，李渔作品里的喜剧、幽默与严肃的目的并不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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