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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特征在于一种非线性和流动，从而也有其殊异性。
女性主义叙事学的主要创始者苏珊·S.兰瑟（SusanS.Lancer）指出，女性的叙述声音是受到叙述“形式”
的制约和压迫的，而这种“形式”
又是和社会身份密切相关的，因此女性表达“观念”
的“声音”
实际上不仅局限于形式技巧问题，也是一个意识形态冲突和社会权力的问题。
由此可见，女性主义者对于女性声音的考察，是将女性的社会行为特征和文学修辞特点结合在一起的。
受此影响，美国的汉学家也把对女性声音及其意义的揭示看作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尤其是在对明清时代女性作者与当时“文人”
文化的关系、文学中男性与女性声音的互动关系、诗歌中的主体“讲述自己”
的方式等女性声音问题的探讨中，都贯穿了以上思想。
例如，孙康宜即在分析中国诗中声音的流动性时，使用了“交互发声”
（crossvoig）的概念；伊维德在讨论“男性幻想”
和“女性现实”
的论文中，也提出了男子作闺音的问题；宇文所安在编纂《诺顿中国文学选集：初始至1911年》（Ananthologyofeseliterature：beginningsto1911）一书时，对鱼玄机作品中所采用的女性原生态书写声音也十分关注，并对鱼玄机没有政治依附、坦率倾诉内心的女性声音表现出了特殊的兴趣。
最后，对女性身体的关注，同样也是汉学家们讨论的热点。
女性主义运动的第三阶段发展出了对身体及性别的多元化共识，随着菲勒斯中心主义所设定的主体及性别标准被打破，这一时期的性别理论更加重视女性群体的性别构成、身体体验、身份认同以及女性的主体性。
女性主义者认为，把女性客体化、肉体化是男性中心主义与逻各斯中心主义合谋的结果，因而她们更倾向于把身体及性别问题置于动态关系中加以考察，把女性身体看作女性主义发展的“根据地”
，视其为艺术创作反抗菲勒斯中心主义最基本和最强大的媒介。
露丝·伊利格瑞要求文学表现女性的身体，而埃莱娜·西苏（HèléneCixous）也提出了以身体为媒介的女性写作。
女性写作务必要关注本身的体验、情感、思想和欲求，挖掘淹没于过去社会文化中的、事关女性身体的最隐秘体验。
除了女性身体体验，女性写作还应超越男性与女性的二元对立，在文本中挖掘身体中的“双性欲”
（bisexuality）。
女性主义关于女性身体的这方面观点获得了来自汉学家的互动性呼应，如孙康宜对于女性文本“男女双性”
（androgyny），以及女作家“儒雅化”
取向的背后所暗含的身体“性超越所指”
的讨论。
倪豪士在《唐人载籍中之女性性事及性别双重标准初探》[278]一文中，则采用性别理论中女性“身体”
的视角对唐人小说及相关文献中的女性形象与性别双重标准进行解析，通过剖析针对女性身体及其**描写的细致差异，较好地辨析了唐代传奇作品中性事及性别双重标准的问题，得出的结论较为令人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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