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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空间”
与“家”
中追求“自由与安稳、冒险与安身之间的动态平衡”
问题。
高彦颐在《名妓与名山：男性社会中的妇女文化》一文中，从日本浮世绘对城市文化的引喻入手，认为“明末清初的名妓源于创造出坊刻印刷文化的相同社会经济环境”
[283]。
名妓与歌女这个独特的女性群体所处的“浮世”
文化空间，对于她们心态和创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影响。
“货币的介入在江南创造了一个流动和易变的社会、一个浮世，在这一浮世中，身份定义、社会关系和社团，都不再是预设的了，而是因情境关系而确定的，并在个人的一生中发生变化。”
[284]她认为，社会动**和流动的晚明商业化社会不仅动摇了儒家秩序，而且促成了大众文化与文人学士文化共存的现象，短暂的、世俗的愉悦催生了晚明名妓文化这一特殊社会文化现象。
高彦颐指出，在晚明的名妓文化中，出现了“士大夫应酬的场所、女性的表演艺术尤其是音乐和歌曲的发展、对家内生活界限的渗透”
[285]三种特征，决定了晚明名妓可以游走于公众世界与士大夫私人空间，最终促使大众文化趣味与士大夫高雅的文学传统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除此之外，高彦颐还突出强调了名妓对士大夫家内生活和家庭界限的渗透，提出“在官方的理想女性构成中，这些女性兼艺术家是最不稳妥的人，她们从身体和象征意义上，穿梭于男性的公众世界和女性的家内世界之间”
[286]。
名妓的词作较多展现了真挚浓烈的情感，直率自然，流露出浓厚的重情思想，直接关联晚明社会流行的“情迷”
风气。
“情迷”
的风行，“见证了妓女、妓院文化和姬妾地位的提升”
[287]。
在高彦颐眼里，青楼伎师与闺阁诗人在情感表现上处于平等的位置，“置身于公众男性的世界里，作为女性，她能骑马、穿山和参与国家事务……她们不仅是最自由、最仰赖男性欢心的女性，也是与其他同性成员隔绝最深的女性”
[288]。
因此，她认为，青楼诗人内心的浪漫情怀、政治抱负和闺阁诗词一样都值得从文学角度进行分析和探讨，对名妓与闺秀诗文作品的情感认知不应依据社会观念和儒家道德而做截然对立的评判。
虽然高彦颐在对才女文化的分析中着意强调青楼伎师与闺秀诗人情感世界的接近性，但是她也强调闺秀诗人在文化上的独立属性。
青楼伎师与闺秀诗人“构成女性是同一的（社会性别）和女性是差异的（阶层）二元原则，一方面赋予了部分妇女权力，一方面又将她们规范在分离领域内”
[289]。
因此，高彦颐在《“空间”
与“家”
——论明末清初妇女的生活空间》中，提出了闺秀所居闺房的内向性对于闺秀人格上的收敛性影响。
她认为，“妇女=内人”
这一存在于古代社会的性别理想中，“内外”
并不是单一的对立关系，而是包含复合的段落与层次。
随着语境的变化，其内外的界限亦会明朗或晦暗。
“明清时代的上层妇女即屡从这暖昧性中扩张自己的生活空间及活动范围而无损其‘内人’的道德完美形象。”
高彦颐认为，无论是以明末闺秀王凤娴随夫赴任为代表的“从宦游”
、以沈宜修与密友张倩倩外出游湖为代表的“赏心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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