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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列型片断构成文本。
倪豪士借助这种结构主义叙事学的手法提炼出了《南柯太守传》与《秦梦记》的七个共同事件[74]：
（1）故事以独身男子入睡始，他梦到了一个遥远陌生的国家；
（2）主人公无缘无故地受到这个国家统治者的宠幸，并娶公主为妻；
（3）公主才貌双全，他们夫妻也很恩爱；
（4）年轻的公主婚后不久死去；
（5）国王建议主人公返回自己的国度；
（6）主人公梦醒并把故事告诉他的朋友；
（7）他们在附近的地方搜索并发现主人公在睡梦中拜访过的，并不完全真实的地方。
运用结构主义方法，倪豪士对唐代传奇文本的研究甚显严谨，给人以十分系统与逻辑性较强的印象，但也因此导致了一些失误。
他对借助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文本的合法性过于自信，公允客观的结构主义论证的背后，隐现的是他对于中国传统文学批评中“气”
“象”
“境界”
以及“自然”
等传统范畴内涵的盲视。
文风严谨的倪豪士和行文散漫的宇文所安似乎都想用西学的工具在中国的文学田地里有所收获，但如果化通不足，也容易产生过失。
以上例举的主要是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的文论研究方法。
20世纪90年代前后，随着西方整个学术的转向，英美汉学研究界也深受其影响，文化研究、各种文化理论、解构主义等对汉学以及其下属的文论研究的渗透，不仅体现在立场、视角等方面，也开始体现在方法论的修正与重建上。
先前盛行的形式主义、实证主义、文本主义研究等，尽管也还继续为学者们所使用，但却在文化研究等新方法的导向上，产生了新的变异。
由于这一变化目前还处在进行时的状态，因此我们不易对之做出详细的描述。
当然，我们也期待有新的研究能够对此进行比较全面的发掘，以补充我们在这一问题上的遗缺。
[1]王景伦：《走进东方的梦：美国的中国观》，2页，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
[2]参见［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8～12页。
[3]［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32页。
[4]［美］刘若愚：《中国文学理论》，150页。
[5]［美］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117页。
[6]［美］高友工：《美典：中国文学研究论集》，117页。
[7]StephenieraryThought，p.4.
[8]StephenieraryThought，p.196.
[9]StephenieraryThought，p.275.
[10]［美］宇文所安：《中国“中世纪”
的终结：中唐文学文化论集》，87页。
[11]StephenieraryThought，p.114.
[12]［美］克林思·布鲁克斯：《形式主义批评家》，见赵毅衡：《“新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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